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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第2页）

门前不知是谁在地上摆放了一个白纸花圈，一边写着“识相敢快滚蛋”，一边写着“找死没人收尸”。字写得七扭八歪，还有一个错别字。

何文赶紧收拾了花圈，跑去对面的总店。总店也出事了。总店那边没有摆放花圈，而是被人在卷帘门上用红油漆画了骷髅并写了“找死”两个字。

再过一天，不仅有人给店里送花圈，还有人半夜在店门前用录音机和扩音器播放哀乐。哀乐声吵得潘老二睡不着，气呼呼提溜着菜刀准备出去跟对方拼命，结果刚开了卷帘门，就听见一阵突突突的摩托车声远去，除了门前的花圈，空旷的大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何文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选择报警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总是半夜送花圈和放哀乐，还因为有两天后半夜被人在店门前堆了大粪。对，不是泼，是堆，堆了足有上百斤的大粪。为此，何文不得不花上几个小时时间去处理这些大粪。可即便是清洗了地面，粪臭味却还顽固地趴在地上。那股令人作呕的臭不仅影响二店和总店的生意，连带着两家店周边的门市店也受了牵连。

何文报警以后，警察勘查了一次现场，也看了何文提供的监控录像，给何文、潘老二和刘梅都做了笔录，然后让何文等消息。报警确实有了效果，之后的半个月里，虽然一直没有等来警察的消息，但好在一切相安无事。

这天中午，刀疤脸领着一个穿西装、头发向右三七分开的中年人进了何文的店，直奔何文过去。

“我是晋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你们店严重侵犯了我的当事人的商标权，我代表我的当事人要求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侵权，并做出道歉和赔偿。”

三七分说。

何文一脸的莫名其妙。

“什么商标权？我的店没用什么商标，咋就侵权了？”

三七分说：“你这个店和对面那个店都叫‘文革烧烤’对吧？”

何文说：“对。这是我们大老板想出来的。”

三七分不紧不慢地从腋下夹着的皮包里掏出一沓纸，向何文出示。“请看清楚了，‘文革烧烤’这个名字是我的当事人向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商标权归我的当事人所有。”

何文仔细看了三七分手里的文件，说：“你这个东西是昨天才注册的，我这个店名可是用了快两年了。怎么能说是我侵权？”何文不懂什么商标权，他只知道凡事总该有个先来后到。

三七分冷笑，说：“建议你去学习一下商标法。”

“别跟他废话。要么道歉、赔钱、换名字，要么法庭上见。”刀疤脸在一旁不耐烦地说。

“那个律师说得没错。虽然‘文革烧烤’这个名字是咱们先用的，可人家先拿它注册了商标，这就成人家专有的了。是咱们疏忽了。”晚上何文和潘老二去找高革商量，高革拍着脑门说。

潘老二气得跺脚，说：“那咋办？真就把店名换了？”

高革长出了一口气，说：“先把‘文革’两个字拆下来吧。回头再重起个名字。”

潘老二咣当一声摔门离开，留下一句“真他妈的窝囊”。

“是挺窝囊。”何文自言自语说。夜里何文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那个三七分欠揍的嘴脸。他不明白，律师到底是一个什么行业，难道就是专门给有钱有势的人当狗，为虎作伥，欺负普通小老百姓的吗？之前那个帮着杨德志跟他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律师是这样，如今这个帮着刀疤脸争商标权的律师也是这样。难道做律师的不是最应该懂法守法和敬畏法律的吗？法律是要保护老百姓的，可偏偏叫这些顶着律师头衔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这天下公道何在？

窝囊归窝囊。既然认了窝囊，只能把“文革”两个字从店名上拆了下去。不过，店还是原来的那个店，烧烤两个字还在。食客认的是口感，店名可以改成张三、李四、王五，只要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就还是原来的那个“文革烧烤”。所以拆了店名，客源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文革烧烤”被迫变成了“烧烤”。有大约一个月时间，刀疤脸的人没再上门挑事找碴儿，生意照常做。何文以为事情可能就算过去了，毕竟对方已经把“文革烧烤”这个品牌抢走了，还能再怎样？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想得那样简单。

先是区食品卫生局的人来店里，说是有群众举报称店里的烧烤师傅是乙肝患者，于是将潘老二和其他几位烧烤师傅带去体检中心做了检查，结果显示潘老二携带乙肝病毒。潘老二原本是持健康证上岗的，一个多月前体检还是各项指标正常，怎么就突然成了乙肝病毒携带者？潘老二突然想起，大约十天前的晚上，他在花巷里逛夜市，有一个打右耳钉、染棕色头发的人用针管“不小心”扎了他。如今想来，恐怕不是“不小心”扎到，那个针管很可能是被乙肝患者用过的。因为这，何文负责的店被罚款一万元，潘老二也失去了继续当烧烤大师傅的资格。没过几天，一个穿警服的人领着七八个自称是便衣警察的突然闯进了何文的店里，说是有群众举报店里私底下组织卖淫，一通翻腾过后，把高革和何文带去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问了大半天话，后半夜三点多才给放出来。

这还没完，没过几天，抓组织卖淫的那几个便衣警察又来店里，这一次是抓赌博。抓完赌博，又抓逃犯、抓小偷、抓诈骗、抓人贩子，理由五花八门。最不靠谱的一次，是高革半夜里被突然闯入的警察从被窝里抓了出来，让他证明床上的他媳妇是他媳妇，否则就是嫖娼。高革的儿子哪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吓得哇哇大哭。

事情还不止如此。二店的四个服务员，三个突然集体辞职。一个说乡下的妈病了，需要她回去照顾；一个说相中了一个对象，回老家结婚；还有一个说是查出了传染病，不适合再在烧烤店工作。何文问她得了什么传染病，她随口说了个禽流感。

三个人走后，刘梅告诉何文，是有人逼她们走的。已经连续十几天了，每天下班回家，刀疤脸的人都尾随她们，有时朝她们吹口哨，有时用喝完的易拉罐、啤酒瓶往她们身上丢。昨天晚上那个屎黄头发还当着她们的面，拿一把砍刀砍掉了一只猫的脑袋。大家心里都清楚，那些人的目的是店不是人，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

“你也走吧。要是什么时候这事过去了，我是说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时候要是愿意，你再回来。”何文说。

“哥，我不走。只要你还在这一天，我就哪也不去。”刘梅说得坚决。

何文原本是个暴脾气。当年只有几岁的时候，因为一棵小根蒜就敢跟比自己大五岁的赵大壮对打，而且一直打了多少年。按照那时的脾气，何文非得跟对方拼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不可。可如今已是奔四十的人，虽然膀大腰圆，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脾气却收敛了不少。脾气还是那个暴脾气，只是经历了一些事，见过了一些人，一节一节往上爬的年龄教会了他什么叫作克制。冲动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只会让问题像细胞分裂一样，从一个发展成几个甚至更多，变得越来越麻烦。但克制归克制，一味地克制也解决不了问题。何文不能理解，这光天化日，恶人如此猖狂，竟没人收拾得了？天理何在？法律何在？公安何在？想到公安，何文又想起那几个反复来店里“办案”的警察。傻子都想得到，他们和刀疤脸是一伙儿的。

“你说对了，那些警察是假的，他们和刀疤脸是一伙儿的。”高革说。

出了这么多的事情，高革私底下也做了一些工作。他找道上的人打听，托公安局的朋友调查。多方面的信息反馈汇总，高革万般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

“对方不是咱们平头小老百姓招惹得起的。”

又说：“那个刀疤脸倒是没什么可怕的，早年混社会，把别人打成了植物人，被抓进监狱蹲了十年，出来以后重新混社会。我查过他，他没有什么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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