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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新世界之争（第2页）

早在二战爆发之前，杜邦公司就已经在海外有所经营，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那时在海外进行的投资建厂，将产品向国外推销，其重点主要是针对国外技术的引进、与相关企业签订各种形式的协议，完成专利许可证为主的技术转让等。因此，当二战爆发时，与小拉蒙·杜邦所宣称的有所不同，杜邦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规模与其国内事业相比，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1939年时，杜邦公司的出口额不过1480万美元，只占其全部销售额的5%，其海外投资只有2060万美元，不过是公司总投资的4%。从总体上看，杜邦公司在此时对海外市场实际开发进度的缓慢，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业绩与利润相当可观，自然难以点燃拓展海外市场的雄心。

然而，当无休止的反托拉斯诉讼开始之后，情况就变得有所不同了。根据判决，杜邦公司与英国帝国化学公司必须解散联盟，在此过程中，杜邦为了躲避追究，将之前掌控严密的尼龙生产制造技术有意地转让给一些中小化学公司，全美国有23家公司就此掌握了尼龙生产技术，导致国内尼龙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其中，孟山都公司抓住机会，兼并了不少中小型企业，迅速增加对海外的投资。1953年，这家杜邦的对手公司向海外投资5700万美元，到1959年，这个数字就迅速扩大到1。5亿美元。

孟山都公司做出这种选择并不奇怪。那时，海外的尼龙市场属于空白，有着很大的利润空间，远远超过了杜邦公司在国内所定出的10%的利润率底线。

再加上海外有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经济落后国对外商有极为优惠的政策等，这些因素也同样让杜邦对海外投资的兴趣有所增加。

到二战末期，杜邦每年的产品出口额已经由之前的2000万美元，上升到3940万美元。在5年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从先前占公司总销售额的5%上升到6%。当然，这种上升速度相比其他企业而言，依然属于小心谨慎的。直到1949年时，杜邦公司的总出口额依然只有6200万美元，增长幅度不算大。从此时到1957年之间，杜邦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始终在6%和8%之间波动，并没有取得真正的突飞猛进，这体现出杜邦公司的高层此时依然对海外市场抱有谨慎看法。

在保守看待海外市场的高管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名为安格斯·埃克尔斯。当时，他担任杜邦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对海外投资持有反对态度，每当有人提出加大海外开发力度，他就会固执己见地压制说：“这些方法，我们以前都用过，不起作用。”

实际上，埃克尔斯所说的情况，早已是过往的经验。但他的看法代表了此时杜邦决策群体中的重要意见，即海外投资虽然有巨大吸引力，但也有相当的风险。例如那时的欧洲处于战争重建阶段，经济状况不理想，一些老牌强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利益，制定了高关税政策。在这些国家投资经营，不仅无法得到优势，还可能承受由于政策问题而带来的经营不善问题。即便在美洲也是如此，例如杜邦公司在巴西投资的杜皮里尔公司效益就始终不佳。在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于1947年突然推出了限制外国公司政策，也让杜邦损失惨重，甚至其投资建造的人造丝和硫酸工厂，都有随时被该国政府没收的危险。相比之下，美国国内虽然有竞争对手和司法调查，但同样有着稳定的经济政策、严格的法律程序，有着杜邦家族经营上百年的关系网络，对杜邦公司更为安全稳妥。除了这一主要原因之外，杜邦公司对外贸易管理分散，没有形成统一部署，也缺乏对国际市场形势变化的及时与准确把握。因此，他们一时间也很难打开局面。

直到1957年，杜邦公司的海外扩展才有了新气象。此时，拉蒙·杜邦·科普兰担任了公司总裁，他掌握杜邦公司19万多的普通股、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33多万股票，个人资产高达3亿多美元，在杜邦公司有很高的威望与发言权。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迥然不同，和老一辈人物比起来，科普兰头脑灵活而思想解放。他对于公司内以克劳福德为代表人物提出的对外发展意见非常重视，在他的周围，新的高管们几乎都毫无异议地同意加强对外贸易和投资。

1958年，杜邦公司成立了国际部，负责公司所有海外企业的运营管理和经营销售，对发展方针进行规划并提出建议。国际部内按照地区分设两个部门，一个负责拉美地区，另一个则负责欧洲事务。很快，国际部在公司内的地位，已经和直接管理国内生产经营的工业部旗鼓相当了。

此时，世界形势趋于稳定，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鼓励私人对外投资，对于前往欧洲和拉美的企业投资，政府十分支持，并可以减免税收。趁此机会，杜邦公司在荷兰建立起一家独资经营的海外公司，不久又在北爱尔兰投资千万美元，建造了氯丁橡胶厂，用于向欧洲共同市场的渗透。这些行动表明，杜邦公司开始深入到欧洲市场内，从之前单纯重视生产专利和产品输出，转向于资本输出，利用直接投资建厂的方式去对海外市场进行占领。

随着初步投资的顺利运作，杜邦公司又于1957年在北爱尔兰建立了德里工厂，在委内瑞拉建涂料厂，在巴西和智利建造了大型冰箱厂，在古巴建立了油漆厂。随后，杜邦又在德国和法国有所动作，在德国，他们收购了一家国际合资企业阿道科斯摄影股份公司，在法国，杜邦公司和库尔曼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在瑞士，他们还专门设立了销售机构，负责欧洲地区总体销售业务。

到60年代，杜邦公司体会到了海外发展的实际收益，加快了扩张步伐，将其经营触角伸向所有空白市场。他们将阿根廷的尼龙和赛璐珞工厂进行了扩大和技术改造，又在墨西哥新建了一家生产二氧化钛的工厂。

到1963年时，杜邦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已经达到上亿美元，占据全公司销售额的18%以上。这意味着从1958年起到1963年之间，杜邦公司的海外投资增长了5倍以上。令人兴奋的是，用于海外投资的资金，并不是由杜邦公司所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公司对外贸易所获取的利润不断积累滚动发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只要将经营思想加以端正，海外贸易和投资注定大有希望。

从70年代开始，杜邦公司着手在亚洲地区进行发展。1970年，创立了杜邦远东有限公司，并迅速将其影响力辐射到东亚地区，在中国香港、日本东京、泰国曼谷、中国台北等地区设立分公司。与此同时，杜邦公司还在澳大利亚也分别开设了颜料公司、除草剂和照相器材等生产企业。这样，杜邦公司的海外发展成就了合理的布局和相当的规模。

从1959年至1972年间，杜邦在海外的销售额不断增长，利润得到持续上升。在此期间，杜邦公司的直接对外投资增长了13亿美元，对外销售额增长到6。4亿美元，约占整个公司总销售额的20%。到1978年，其对外销售额占据了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杜邦公司成为了真正的国际企业集团。

冷战良机

二战结束，美国政府开始了以美元资本为前导的进军，各大财团都希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去主导对外投资，从而让美国领导全世界。但是，在这样的进军中，有时也会面临重重困难——许多“受援国”并不欢迎美国资本，更不用说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战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地区性军事冲突是朝鲜战争。为了保卫美国及其垄断企业在亚洲的经济利益，美军纠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威胁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任，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迫使美国政府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杜邦再次成为直接受益者，美国政府的全部军火订单及其他部分军用物资的订单，都交给了杜邦公司。这使得杜邦公司在1950年的年利润达到13。3%，成为历史上效益最好的年份，而杜邦控股的通用汽车公司利润则更高，在1950年到1952年之间，通用汽车公司平均每年的税前利率相当于1929年的6倍，总计在军火合同上赚了55亿美元。对此，人们都很清楚原因，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戴·艾奇逊曾是杜邦公司的法律顾问，司法部长是杜邦家族的密友汤姆·克拉克，而国防部长路易·詹森也曾是杜邦公司的高管，谁又不会为杜邦着想呢？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军备竞赛的政策并未结束，这个国家需要依靠军事震慑力来确保美元资本的顺利输出，并保障更多利润的顺利回流。因此，即便没有战争，杜邦也能继续在军火业务上赚得盆满钵满。

此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查理斯·威尔逊本人就是杜邦掌控下通用汽车公司的常务董事。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自然对杜邦给予特别关照。在军备竞赛中，政府的直接军火订单大部分都分配给了杜邦，军火订单，无论是油漆还是尼龙领域，杜邦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另一个有力的数字，证明了杜邦此时在政府采购体系所占有的地位：虽然该公司化学工业产品中只有5。3%用于军事，但直到1960年，其化工发展和研究所需要的全部成本的20%以上，都是由美国国防部提供的。

不仅是杜邦本部，其控股企业也收益颇丰。小伊雷内·杜邦的女婿达登，作为纽波特纽斯造船和干船坞公司的董事，监护杜邦家族在该公司的股权，这家企业收入的80%均来自军事合同。同样由杜邦家族所控股的北美航空公司和波音飞机公司，其利润率也始终保持在惊人的20%左右。可以说，在冷战期间，虽然杜邦面临着司法部的调查，但只要其手中掌握有大量股权的企业，都因为军备竞赛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收益。

在核武器项目上，杜邦也从1美元利润的曼哈顿工程中收获了巨大的后续利益。作为四家大承包商之一，他们与美国政府签订了研制和生产氢弹的合同，并可以每年得到原子弹委员会25亿美元的“补偿费”。

到60年代，军备竞赛已经大大增强了杜邦的实力，并使之有能力扩大了资本输出的规模。到60年代，杜邦公司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投下了相当数量的资本。然而，一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局势的不稳定，以及全世界冷战局面的发展，导致了包括杜邦在内的美国大企业资本安全受到威胁。于是，美国政府直接出面导演了一幕幕保护“海外利益”的剧本，其中包括支持古巴政变、镇压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起义等，毫无疑问，这两个中北美岛国都和杜邦家族有着密切联系，是杜邦家族掌握巨大股权的美国炼糖公司制糖原料的重要来源。

不过，在复杂的冷战局势中，美国政府不可能总是面面俱到顾及所有企业和家族的利益。在基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很容易由于具体政策而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1963年，肯尼迪政府在和西欧各国的关税谈判中，为了给美国的农产品、烟草和铝开辟出口市场，而未经过杜邦同意，就砍掉了曾经用于保护美国化学工业的关税壁垒。这一政策直接导致欧洲化学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损害了杜邦的利益。科普兰在演讲中不悦地说道：“必须让负责谈判的官员指出，这样的损失对企业界人士而言，绝不是简单而无关痛痒的事情，也不是能够用所谓国家利益等高调就能轻易敷衍的！”三天后，即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虽然肯尼迪的死不能证明与杜邦公司有任何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肯尼迪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美国众多财阀的利益，并由此触怒了他们。

接替肯尼迪的约翰逊总统，采取了不同的强硬对外措施，并由此得到了企业家们的赏识。在1964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竞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主张立即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杜邦家族立即向其捐款7。1万美元予以支持。这一态度明显体现出杜邦家族赞成并急切希望美国投入到越南战争中。

1965年2月，美国空军开始定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目标进行袭击；6月，第一批陆军战斗部队抵达越南。至此，杜邦公司全力投入了越南战争。在公司196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国防部军事集结的结果，增加了使用杜邦公司产品的数量”，除了军火之外，美国国防部订购的杜邦产品还包括纺织纤维、包装薄膜、摄影胶片、塑料、燃料、甲醇、甲醛、人造橡胶、氟利昂荧光产品和涂料、石油化工产品等。

1967年，杜邦公司接受美国国防部委托，帮助堪萨斯州帕森斯市的美国陆军兵工厂生产，并赚取服务费。在这项合同中，杜邦获利2300万美元，其附属的雷明顿武器公司则获利1。56亿美元。同时，杜邦公司还为美军研制了神经毒气、小型防步兵地雷在内的种种新式武器。

数年中，由于越战带来的各种订单，杜邦公司产品销售总额创造了31。9亿美元的新纪录，其中军火爆炸品和各式武器的政府订单增加更多，从1964年的6900万美元，上升到1966年的1。61亿美元。根据杜邦的老传统，战时订货的价格，要高于平时的价格，对此，杜邦公司解释说：“国家安全不应拍卖给出价最低的人。”

杜邦在越战中的收益，能够直接从资本市场的反应中获得体现。1965年和1966年的越南战争升级期间，杜邦公司的股票价格直线上升，其每股股息已超过了6。75美元。根据战后的统计，1964年到1972年的越南战争期间，杜邦再次成了大赢家。与五角大楼订立合同最多的40家公司中，有20%是杜邦家族的企业，仅杜邦公司一家就从军火合同中赚了10亿美元。在战争期间，杜邦家族各公司的直接收入在150亿～170亿美元之间。

1973年，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最不得人民支持的这场战争，终于在越南人民的反抗和美国民众的抗议声中结束了。美军总共伤亡高达35万人以上，花费了1500亿美元，越南则共有100多万士兵战死，上百万无辜平民死于战争。

然而，杜邦家族却通过这场战争找到了在亚洲立足与发展的途径，当越战炮声犹然隆隆在耳，杜邦已经全面进入了亚洲地区：在日本，他们买下了三井化学公司两家子公司的50%股权，并买下了日本昭和尼奥普林橡胶株式会社和东京物产公司50%的股权；在马来西亚，杜邦拥有了一块大约3万英亩的天然橡胶种植园；在印度，杜邦也有了自己的工厂。

冷战并不冷。杜邦家族所经历的冷战，更多的是热浪滚滚的金钱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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