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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第1页）

几年前我们曾在一家刊物上粗略评介过一些新近涌现的同龄青年作者，那时候他们还并不引人注目。几年之后，这些小说作者已是让人刮目相看了。回过头来，我们再次审视他们时，就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些作者的确都处于一个大致相同的创作年龄层面上。我们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一茬青年作家。

按我们的理解，先后进入新时期的文学作者（这里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作者），至少有这样三个层面：一是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年作者群，一是伴随新时期而出现的以知青作者为主体的泛知青作家群，再就是我们在本文里所要着重评议的60年代出生的新青年作者群。

这样形成的三个层面，按年龄可以归属为“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指其主要社会生活经历的发端）三个不同时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结合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实际，在1985年之前和之后出现的泛知青作家群，因其走上文坛的先后不同，所受文化潮流的影响前后差别，表现出明显有异的文学趣味和品性。

三茬作家有着相互依存的递进关系。第一茬作家开拓了新时期文学的表现区域，并做出了最初的建树。他们从50年代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念形态，同时对六七十年代社会的重大变化有着深入其间的感触。因而他们在新时期创作中笔触更多地伸向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凭借他们的感受和经历评价他们所描写的生活和所表述的生活内容，意志上坚定不二，情感上是非明确，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努力支撑文学创作的时空环境，被他们认为是自己必然的责任和使命。第二茬的泛知青作家群，起初也有和第一茬作者相近的思路，即在其影响下的一条拨乱反正的思路，但很快他们转向自己的生活领域了。他们要树立自身的社会形象。这些知青作者，十七八岁由“有文化”的城市走向了“少文化”的农村，命运出现转折。等到他们离开农村重返城市时，已是而立之年。因此，他们最初的感触是这一茬人经历了委屈，他们要向世人倾诉这种委屈。然而这些委屈与仍然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相比，毕竟还不算是沉重的。因此，另一番情感，对农村生活的回味和咀嚼也从他们内心里泛出。这两方面的因素加起来，使他们强烈感受到塑造这一群体的主体人格形象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要用农村生活的所得，完成一道“泛英雄”的人格主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自称“理想主义者”，尽管在这一词语的限定上，有着不同的色调。1985年之后，出现的本属知青行列但起步较晚的作者和其他阶层的作者，在对社会和文学的理解上更为从容通脱一些，但同时急切地走进了“片面的深入”。我们曾用“天上”“人间”“地下”来描述这一茬作者的文学努力，现在看来似乎还有些道理。走向“地下”的是“寻根”。寻根的主体是1985年之前出现的知青作家，但他们的视角已不再是自己的知青生活领域，而是要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文化意味上的整体判断。“天上”的一支后来则被时常指认为“先锋”“新潮”。他们对个体的人的社会处境表示出强烈的兴趣，乃至于对文学的语言、文体、结构也进行了重塑。更多的“人间”作者还是紧守在自己的生活表层上，说着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这些作者中的一部分人后来逐渐变得“不露声色”了，“纯然客观”了，“原汁原味”了，于是文坛上就有了“新写实”这面不大不小的旗帜。总的说来，第二茬作者中，既有80年代初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实力作家，也有80年代中期涌现的新生力量。他们构成复杂，意趣不一。“各人头上一重天”，大概是对这一茬作者的创作没有说法的说法。目前在文坛上显示出创作体量的，也主要是这些作者。

而我们所说的第三茬作者呢？他们在80年代中期开始破土而出，与前两茬作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走近舞台中央，底气十足，气宇轩昂；一个正徘徊在舞台的边缘上，东张西望，跃跃欲试。

应该说，1985年左右，60年代出生的第三茬作者就已经开始被文坛看重。如写过《女大学生宿舍》的喻杉、写过《你不可改变我》的刘西鸿，她们因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出名。前者囿于年长作者的路数而短暂一现，倒是后者初开风气，反响持续。

但真正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则是余华、苏童、格非等人。他们把第二茬作者的主观臆想和语意结构上的思考进一步推向极端，一时间，文坛议论纷纷。其实，在第三茬作者中，据我们所知，至少还有这些作者值得重视：迟子建、程青、李逊、姚霏、吕新、北村、陈染、孙惠芬、刁斗、赵琪、陈怀国、石钟山等等。他们与前面提到的作者一起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三茬作者群的基本阵容。他们在发表《北极村童话》《十八岁出门远行》《你不可改变我》《妻妾成群》《毛雪》《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空的窗》等有影响的中短篇的同时，也已出版或即将出版自己的长篇处女作。他们已经或正在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这些更为年轻的作者到底为新时期文学添加了哪些新的色彩，而有别于前两茬作者呢？

生活阅历

我们先从这些60年代出生的作者不同于前两茬作者的生活阅历说起。毫无疑问，相对前两茬作者色彩斑斓的生活阅历，这一茬人显得单薄。他们对六七十年代的那场社会动荡远没有深入其间的磨难，而只是留下了一些直观而粗浅的印象。他们的主要生活经历的开始，正好是与社会进入新的时期同步的，而这一点又不可能比前两茬作者感触更深，他们没有对社会生活的更多比较，在文学表现内容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社会提供给了个人发挥能力的各种机会和渠道，他们也不可能再有前两茬作者曾经有过的磨难和艰辛。即便如此，在生活阅历上，这一茬作者比起前两茬作者仍有自己独到的地方。他们没有前两茬作者的那份历史，使得这一茬人对这份历史更多只能是理解，而不是担承。没有这么一份历史负担，或许他们的心灵更轻松一些，因而对社会的每一份新的进展就更为关注。如果说前几茬作者是因为那么一段历史而形成自己的群体性格特征的话，那么这一茬作者的精神面貌、个性特点，明显受益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在新的情势下，这一茬人普遍受到了良好教育，这有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优于前几茬人。无疑，就是在是否选择文学作为自己发挥才能的重要手段上，他们也比前两茬人来得主动而有余地。

在相同的社会场景下，他们生活的兴趣点明显与前两茬作者不同，这一茬人有着前两茬作者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

所有这些，还不是这一茬人生活的全部。更关键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理感受能力往往并不是前几茬作者所能企及的。他们不为生活的复杂丰富所累，而对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腻的感触特别在意，也特别敏感而有触动。与此同时，这一茬人对前两茬作者的遭遇和经历并不是熟视无睹，他们不同程度地感受着前两茬人的遭遇，只不过这些遭遇并不是直接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是间接地作用于他们正在生长中的内心。这使得他们的心理感受变得特别发达、特别敏锐：不管人们是不是这样以为，他们在心灵上是过于早熟了。写出中篇小说《毛雪》的部队作者陈怀国，有着与作品中的“我”大致相同的童年经历。他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封闭山村里。童年时的家庭遭遇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但他又不能为父兄们分担些什么，只能用心去感受，眼巴巴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类似的经历，在其他同龄人中也不少见。这样的经历培养了他们一种很自持的禀赋，他们敏感、早熟、善解人意；同时他们又无法认同周围发生的这一切，因而显得执拗，带有一种认真的愣劲。所有这些，大概是这一茬作者在经历上最大的财富。

在对已有的生活只是理解而不是担承时，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感受力，力图在自己的心理感受能力上靠一种领悟和穿透力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人物、性格、情节等要素缺少必要关注，因而他们给文学提供的更多是对这个世界异常丰富的感受内容。这一点从他们的文学目的上也可看出。

文学目的

前两茬作者的文学目的，显然是复杂的。他们有着参与社会变化的复杂经历，当社会出现新的转机时，他们怀着复杂的心理动机选择了文学。在他们看来，文学是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的最有效的手段。尽管事实上他们做出的选择并不是最有效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这种选择所支配，反而加重了自身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而显出言不由衷的写作苦处。

相形之下，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这一茬60年代出生的作者，他们的文学目的就显得单纯多了。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靠近文学。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文学不再被他们认为是改变自己境遇和体现自身价值的主要或唯一途径。不同于前两茬人最初选择文学的情形，社会已为这一茬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比如说，生长在大兴安岭的迟子建如果不去写她的“北极村童话”，她仍满可以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好教师。而事实上，在迟子建1986年后外出就读于鲁迅文学院文学进修班、西北大学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这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她工作的学校仍然是把她当作一个好教师而不是一个将来会有某种出息的小说家来看待的。显然，这一茬人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不是出于生计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外在的责任的挤压，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他们有了一份不同于他人的体验和感受，他们就把这体验和感受表达为诗，为散文，为色彩斑斓、感觉鲜活的小说。

他们在文学上表现出自己的感触，在加深对文学的理解的同时，深化着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一句话，他们在和文学一起走向成熟。

这样一种文学目的，确乎有些自给自足的味道。他们不会强迫自己去硬写，去不断重复自己。否则，他们就干脆罢笔了。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一茬人中至少有这样一些作者基本上少有作品发表了。如曾经写出《那竹篱围隔的小院》的女作者程青。在这篇较早涉及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生活交往的作品里，作者以其恬静灵秀的笔触，从中国陪住学生“我”与外国留学生的交往中体现出了谦和大度、善解人意、不乏进取并富有内蕴的本土文化气质。另外，写出过《被遗忘的南方》《河妖》等一类似真似幻作品的李逊，具有强烈超前意味的姚霏等，似乎也多年不发表文学作品了。按照他们的才情和悟性，他们的创作禀赋并不弱于如今红火的同龄作者和其他作者，但他们似乎甘于沉默。

这一茬作者关注的重心不在于是否被他人所认可，而是如何更好地展示社会进程中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这成了这一茬人最基本的文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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