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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第1页）

992年春节临近，接到学兄潘凯雄打来的电话，问我回不回湖北。潘学兄说，广东《当代文坛报》的陈志红要篇重头稿件，他春节回武汉没有时间，问我能不能赶写篇文章。临了他还叮嘱一句：“要有分量哦！”学兄的吩咐，自然不敢怠慢。那时候我和同学毛浩试着联手写过一些评论。所谓联手，学的也是学兄陈思和（李辉）、李洁非（张陵）、潘凯雄（贺绍俊）他们的样子。既然答应了，就得当回事。写什么好呢？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一直思考着的话题：60年代出生作家群。

这是一个值得一说的话题。提出这样一个话题，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这与我在《青年文学》从事的编辑工作不无关系。

1984年7月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21岁哦，那时真年轻！正因为年轻，就在《作品与争鸣》上发表了一篇对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评论；刚从文学编辑室分出去的《青年文学》杂志，也约我为陈染的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写过同期短评。

1985年10月的一天，出版社领导王维玲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做当代吗？”我说“是”，就这样离开文学编辑室，去了《青年文学》编辑部。

不必再去编冷冰冰的古典文学读物，而是与活生生的青年作者打交道，心情自然大好。何况那个时候正是文学刊物的鼎盛时期，方方面面的青年作者们还特别倚重文学刊物的编辑，仿佛他们有什么真经似的。那个时候各种文学活动也多，做文学刊物编辑真是如鱼得水。我到《青年文学》不久，领导就派我去长沙，为编辑“湖南青年作家专号”打前站，让我在韩少功家里不识深浅，高谈阔论。1986年7月，我回复旦参加完学校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返京途中，和学长宋遂良老师同行，当晚在宋老师家里与李贯通一醉方休，第二天在张炜家中神聊一天，晚上乘车返京。1986年8月，编辑部的同事们在办公室里谈论王朔发在《啄木鸟》上的中篇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都觉写得好。“好什么好，”一位编辑说，“以前的都让领导给毙了！”我心直口快道：“你就再拿一篇呗。”后来，王朔的《橡皮人》到了编辑部。因篇幅过长，领导破天荒地决定：在11、12月分两期刊发。正值全国青创会召开，人手两册《青年文学》，王朔更是让人侧目。1987年，《青年文学》发表了刘震云的早期代表作《新兵连》，我一时兴起，在《文艺报》发了篇短评。震云读后还特地寄来封“表扬信”……那个时候，在《青年文学》做编辑，还真有亲身参与当代文学运行的在场感。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结识的这些正在成名或尚未成名的作者，都比我年长。他们都是60年代之前出生的。平日里阅读他们的作品，很本能地向四处打量：我的同辈人在哪里，在做什么，有谁在写，写了什么。所以，在1986年年底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见到姚霏、孙惠芬、迟子建、刁斗、庞天舒，就有一份期盼已久的亲切感，即便有的才初次相识，也觉心灵相通已久。

那个时候，编辑部里总是人来人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的评论家张兴劲，也常来编辑部聊天。1987年的夏天，我对他说起：现在有一批很年轻的作者势头很好，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的。他很感兴趣。张兴劲是张炯先生的研究生，张炯先生时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兴劲在协助研究会办一份叫《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的内部刊物。他嘱咐我写一篇关于这些青年作者的创作综述。于是在1987年第10期的刊物上，出现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还被放在了头题，文章的标题是《属于自己年纪的文学梦想》，副题为“1960年代出生作者小说创作述评”。这是我有关60年代出生作家的想法，第一次见诸文字。

“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这样一种提法，应该是首次出现。

所以要以出生的年代划分作家群体，更多的是《青年文学》的定位使然，是我作为《青年文学》的一名青年编辑、作为青年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对同代人的创作出于本能上的关注，并没有太多学理上的顾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作家在哪个年代成名的，就被称为某个年代的作家。比如说王蒙、刘绍棠、李国文，他们就被大家习惯地称为“50年代的作家”。梁晓声、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张承志等因为当过“知青”就被大家称为“知青作家”。甚至还有“右派作家”之说。我所以有以出生年代来划分作者的想法，现在想来，可能还有点儿愤青的意思。最直观的感触是，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走进社会、走向文学的，与其他作者在生活经历上有明显不同。初衷和本意也就在于：希望文坛关注更为年轻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在《属于自己年纪的文学梦想》这篇文章里，我提到了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程青的《那竹篱围隔的小院》、孙惠芬的《变调》、李逊的《被遗忘的南方》、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提到了陈染、苏童、钱玉亮等人，并对他们的创作做了简单的归纳和初步的分析。

文章发出后，有多大反响我不清楚。记得随后不久，我在我们所住的集体宿舍团中央灰楼里，很偶然地遇到了评论家曾镇南先生。

他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想法有点意思。”这是我所听到的反馈之一。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1992年年初。6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然从个体扩展为层面，由隐转显。尤其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先锋写作”，在文坛独树一帜，广受关注。而它的代表人物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吕新等，均为60年代出生。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创作群体。我一直琢磨着想个说法，好好做篇文章，说说他们与其他作家的不同，谈谈他们展现的新的特点。这个时候，我在《青年文学》做编辑也已有年头了，对同龄人的创作比其他人更留意、上心，也更了解和熟悉。《青年文学》要不断面对更新、更年轻的作者，我作为《青年文学》的编辑，我的作者队伍里早已有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作者。我觉得我有责任为同龄作家摇旗呐喊，甚至还以为非我莫属、义不容辞。

更何况，凯雄学兄盛情相托，那我就好好写写这个其他人尚未关注的话题吧。“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说法就这么应运而生。

我认为，60年代出生作家有着与前几茬作家明显不同的特质。

这既是我在《青年文学》的实际观察，也是我设身处地的个人思考。在我当时的认知里，前几茬作家，指的是60年代成名的作家、知青作家和后知青作家。所以，我用“第四茬作家群”来特指“60年代出生的作家”。我给《当代文坛报》写的文章，题目就叫《第四茬作者群》，中心话题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前几茬作家到底有什么不同，核心概念是“60年代出生作家群”。《当代文坛报》（双月刊）在1992年第1期上，把这篇文章放在很显眼的位置，还把文章的一些主要观点拎出来，放在文章前面。看得出来，评论家、副主编陈志红是很重视这篇文章的。我也算是对得起潘学兄的托付了。这篇8000多字的文章，在当时好像并没什么反响。我有印象的是，这份刊物没多久就停刊了，应该是经费困难的缘故。

1994年1月13日上午，我们在京组织召开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讨会。我记得雷达、陈骏涛老师，李洁非、王必胜、潘凯雄、陈晓明、格非、蒋原伦、李兆忠等参加了研讨。大家都觉得话题很新鲜，值得探讨。这次研讨，实际上是为《青年文学》要开辟一个有关“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主打栏目，在进行专家咨询。研讨会后，我把会议的成果和我个人的想法，写成文章《新说法：60年代出生作家群》，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很快做了转载。“60年代出生作家群”

的说法，开始受到文坛和社会关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连续介绍中，我还补充过一些观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说法，被简称为“60后作家群”，这是不是海外版编辑杨鸥的贡献，我没有求证。我的印象中，“60后”这一后来被广泛沿用的概念，最早就是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1994年，《青年文学》第3期出现了这样一个主打栏目：“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此后每期推出一位“60后”作家及其作品，一直到1997年第12期。4年46期，一共推出了55位“60后”作家，并且这些作家均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在一个有一定影响的文学刊物上，持续推出一个年龄层面上的青年作者和作品，它所受关注的程度，显然不是我当初的一个想法、一篇文章所能达到的。不同年龄层面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议论，“60后”自身也会众说纷纭。就像打开了一个盒子。

我记得，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兴安随后编选过一套6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合集，评论家洪治纲后来出版过《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的专著，媒体人胡野秋还做过“60后”作家群的系列访谈，并出了书：《六零派》。1998年7月，《作家》杂志推出“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应该是继《青年文学》“联展”之后的顺势所为。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对“‘70后’美女作家”的议论，越出了文学和文学刊物的边界。直到“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的“横空出世”，所谓“后”的说法，从文学全面推衍到社会，“某某后”衍化成社会习惯用语，成为一种公共认知。

提出一个概念，并不重要；是谁提出，也不重要。何况一个即便是很职业、很专业的说法，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遭遇，也从来由不得自己。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所以能接受从出生年代划分群体这样一种认知，关键还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所起的深刻作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一代人生活经历、社会阅历的规定和塑造，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人群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最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40、50年代出生与上山下乡，60年代出生与改革开放发端，70年代出生与市场经济，80年代出生与信息社会，90年代出生与强国梦想，新生的青年群体走上社会舞台时所对应的社会发展节点，铸就了这一代人的基本群体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

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有充分的缘由；而“某某后”

的出现，是社会认知所必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回到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

的初衷和本意上，我们只是希望文学和社会关心、关注文学新人们的成长，期盼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仅此而已。

不断关心、关注更为年轻的社会群体的成长，这是社会发展的前景和希望使然。文学亦然。今天看来，这也正是我们起意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一说法的本意和初衷。

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之中。面对新的变化、新的进展，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说法，从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写于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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