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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困难时期（第2页）

11月15日，宁夏京剧院二团演出《花蝴蝶》《凤还巢》。

12月13日，宁夏京剧院一团演出《拦马过关》《四进士》《小放牛》《龙凤呈祥》《陆文龙》等剧目。

为了扩大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影响，1959年一年当中，宁夏京剧院先后赴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及东北三省进行跨省区巡回演出。据粗略统计，宁夏京剧院全年共演出400多场，其中一团演出170余场，二团演出180余场，五八届学员队演出80余场。

三、挺过困难

1959年8月2—1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宁夏京剧院几位艺术家王宪舟、李丽芳、俞鉴、汪野航、王素琴、陈月芳学习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后，还在1959年9月6日向《宁夏日报》写信表示了各自的决心。

1960年前后，宁夏京剧院还分期分批委派一些老教员（李维坤、高玉秋、高韵笙等）到宁夏凡有秦腔剧团的县（包括吴忠、青铜峡、盐池、固原等地的秦腔剧团）去传授技艺。如今已是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宁夏首位梅花奖获得者、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柳萍，当年也曾受教于宁夏京剧院的老教员。

三年困难时期，宁夏京剧院的演职人员依旧兢兢业业排戏、演戏，给大家送去了精神营养。

1959年底，第一座小剧场竣工，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当年银川市第一座像模像样的剧场。在那个年代，它也算得上是富丽堂皇，经常承担区、市领导开会的场地任务。

1960年，学员队的孩子们已经可以进入宁夏京剧院礼堂练功，而在此前，寒冬腊月他们也只能在院子里露天训练。

所谓“礼堂”，实际上是宁夏京剧院的内部剧场。当时自治区党委、政府都没有专用会堂，所有自治区一级会议都在这个院内剧场召开。所以直到现在，团里的老同志依然习惯称它为礼堂，而不是剧场。

1960年1月21日，宁夏京剧院二团在银川演出传统剧目《豹子头林冲》；5月1日，一团演出《红旗谱》；27日，二团演出《红旗谱》。

4—7月，一团在张元奎、孙秋田、李鸣盛的带领下，先后赴西宁、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新乡、安阳、邢台、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巡回演出。

主要剧目有《卧虎沟》《雁荡山》《乾元山》《闹龙宫》《陆文龙》《失·空·斩》《四郎探母》《除三害》《玉堂春》等，主要演员有李鸣盛、李丽芳、俞鉴、谭喜寿、高长清、舒茂林等。途中还排练了两出新戏《孙安动本》和《十八罗汉斗悟空》。俞鉴主演的孙悟空吸收了南、北两派著名武生演猴戏的特点，她充分发挥自己武功扎实的长处，将妇孺皆知的“美猴王”演绎得出神入化，每次演出都赢得满堂彩。此后无论在哪个城市，无论在工厂、农村，还是部队，这出戏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京剧《陆文龙》由肖维章整理改编，宁夏京剧院在银川首演，共演出百余场。

二团由王宪周、班世超领队，赴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等地演出，主要剧目有《铁面无私包龙图》《武松打店》《泗州城》《贵妃醉酒》《金水桥》等，主要演员有班世超、王宪周、李蓉芳、王天柱、齐元鹏等。

6月，宁夏京剧院二团演出《清风寨》《花果山》《三不愿意》《水帘洞》。

同时，北京京剧团首次来宁夏演出，以马连良、裘盛戎、马富禄、陈少霖、李世济、李毓芳、谭元寿、杨少春、周和桐、马盛龙、闵兆华、马崇仁、伍盛清、赵丽秋等著名演员组成的强大阵容，在银川红旗剧院上演《姚期》《战马超》《连升店》《四进士》《群英会》《借东风》等传统剧目，共演出3场，受到银川观众的盛赞，也为宁夏京剧院提供了一次学习和观摩的好机会。

北京京剧团来宁夏演出期间，在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玉槐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3名同学拜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和裘盛戎先生门下：方继元拜马连良为师，陆渝生、黑冠缘拜裘盛戎为师。

但遗憾的是，拜师之后，由于演出、劳动任务繁重，没有给学生做出赴京学习的具体安排，致使这次拜师最终流于形式。

9月，宁夏京剧院二团演出《柜中缘》《十八罗汉斗悟空》；10月，宁夏京剧院一团演出《清风寨》《乾元山》《龙凤呈祥》《金水桥》《十八罗汉斗悟空》《佘赛花》。

当时，有位苏联专家来宁夏考察时，无意中观看了一场宁夏京剧院的招待演出。他对演员们的表演甚为钦佩，还以为自己运气不错，正好看到中央一级的剧团来宁夏巡回演出，后来听说这个团只是原中国京剧院四团整体调到宁夏安家落户时，简直不敢相信。为此，他还专程到宁夏京剧院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才打消了疑虑。他甚为感动地说，这在莫斯科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为了将宁夏京剧院的动人事迹介绍出去，这位专家还花了两天时间，将京剧院演职人员的生活和艺术场景拍摄成纪录片，带回自己的国家。

为了解决演职人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1960年，京剧院还办起一个幼儿园。家属们自发当起了保育员，孩子们的小被子、小褥子都是她们亲手缝制的。那个年代买布要用布票，每个人的布票都是定量配给的，自己家都不够用，别说支援他人了。但家属们从自己家里拿出布票，扯做被里的白布；被面怎么解决？家属们别出心裁地用服装仓库里的锦旗做。1958年从北京来宁夏时，光是叠放的锦旗就装满整整四个老式的大号服装箱。这些锦旗记载着宁夏京剧院往昔的荣誉，假如留到现在应该具有收藏价值，但困难时期，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生计问题。

就这样，1960年，宁夏京剧院一、二团在各地仍旧演出330多场，加上五八级学员演出的60多场，全年演出场次近400场。

这一年，宁夏京剧院还被评选为全国红旗单位，派代表班世超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俞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也去北京领了奖。

按照京剧对人才的需要和规律，应该每隔三五年就招收一次学生，这样才能保证京剧舞台后继有人，常演常青，否则就会出现人才断档的危机，阻滞京剧事业的发展。为了及时培养后续力量，1960年，当五八级学员入学近两年后，宁夏文教厅筹建中的宁夏艺术学校开始招生，招生剧种除京剧外，还有秦腔。京剧招生工作主要由王和霖负责，招收对象大多是梨园界内部子弟。除了宁夏京剧院的一些孩子，还有不少来自北京、山东，其中包括山东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奇袭白虎团》主演）的三个子女和北京京剧院名丑角张金梁的六个子女。这批学生是宁夏京剧院培养的第二批接班人，即六○级学员。

10月的一天，马玉槐特地来到贺兰山下的西干渠工地，看望正在参加劳动的宁夏京剧院演员。院领导向他汇报了演员们劳动强度大、吃不饱、体质严重下降等情况。马玉槐提议，宁夏京剧院组织一台晚会，为自治区领导进行专场演出，然后商量怎么办。

自治区领导杨静仁、李景林、马玉槐、甘春雷、吴生秀等得知演员们吃不饱时，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商讨的结果，就是组团到条件较好的省区去演出，让演职人员的身体和营养较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补充。

那么到哪些省区演出合适呢？自治区成立以后，广东、广西、湖北、新疆等省区都曾派代表团来过宁夏，而宁夏还没来得及组织回访，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出去演出”的理由。方案确定后，自治区领导决定宁夏京剧院尽快组团赴广西、广东、湖北、新疆等地演出。几天后，一个近百人的访问团宣告成立。

“出去演出”的想法也恰与石天的想法不谋而合。事前他曾向主管文教工作的自治区领导甘春雷提议，请求批准宁夏京剧院到南方等地巡回演出。一来可以扩大宁夏的影响，二来也可以让大家借机填饱肚子。甘春雷当场表示同意，石天又“得寸进尺”地说：“那今后就冬天去东北，夏天雁南飞，行不行？”由于特定的情况和自治区领导的支持，那时，宁夏京剧院出省演出的机会反而更多，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最远到了福建。

正是由于这一决策，使宁夏京剧院在极度困难的状况下出现新的转机，也为以后多次出省巡回演出、宣传宁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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