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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一分为二（第2页）

剧院经理也站在门口向前来买票的观众宣传：“他们确实是原中国京剧院的老四团，戏演得非常好，你们尽管放心，如果看完戏不满意，我负责给你们退票！”

说了这么多，一些不了解宁夏京剧院的观众还是将信将疑。面对这种情况，演员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们没有丝毫抱怨，每个人都在心中憋足了一股劲儿。

团领导决定演出之前谁也不许请假、不准逛街，如果需要购买生活用品，派一名同志外出代大家办理。每天从旅馆到剧场，往返都是列队前往。

临近演出时，团领导又向大家作了战前动员，孙秋田团长说：“前三天打炮戏一定要打响！一定要用高质量的演出向沈阳人民作最好的介绍，用实力打开宁夏京剧院一团在东北的局面。”

动员会后，全团上下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念。经过充分准备，正式演出的日子到了。第一场打炮戏剧目是《三岔口》《三堂会审》《除三害》和《乾元山》，每个人都演得十分认真、十分卖力。演出中，台下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首场演出，一团就以自身的实力征服了沈阳观众，他们纷纷说：“果然是老四团来了，别的团没这个实力。”

“老四团来了！宁夏京剧院就是老四团！”

观众奔走相告，消息不胫而走，几天的戏票被抢购一空。

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一团不得不临时增加演出场次，这边的辽宁省京剧院剧场合同期刚满，那边的沈阳红星剧院又立刻把他们接过去演出，也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一团转场红星剧院后，辽宁京剧院剧场又接待了由著名演员厉慧良、张世麟领衔主演的天津京剧团，却因票房不理想，不久便离开了沈阳。

天津京剧团前脚刚走，辽宁京剧场经理后脚就来到红星剧院，欲将宁夏京剧院一团重新请回辽宁京剧院剧场继续演出，经一番协商后达成协议。

此后，在沈阳观众三番五次的要求下，一团一再增加演出场次，40多天场场爆满。

其实，演出3场之后，在沈阳观众中就引起了轰动，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东北局领导宋任穷、黄火青以及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闻讯先后前来观看演出，都赞不绝口。

随后，由宋任穷主持，东北局举行了盛大招待会，欢迎宁夏京剧院一团来沈阳演出，感谢他们为沈阳观众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辽宁省文化局的负责同志也为宁夏京剧院一团举行座谈会，并为开始时由于缺乏了解、接待不周，向宁夏京剧院一团表达了歉意。

会上，宁夏京剧院和沈阳京剧院的同行们互相切磋，交流技艺，两团演员还同台合作演出《四杰村》《雁荡山》等剧目。当地新闻单位纷纷以较大篇幅对宁夏京剧院的演出盛况进行连续报道，给予高度评价。

就这样，从一开始的门庭冷落到后来的车水马龙，沈阳人从此对宁夏不再陌生。沈阳之行结束后，宁夏京剧院一团又前往本溪、营口、鞍山、大连、天津等地演出，在观众中的反响同样强烈。

宁夏京剧院有个老传统，每次巡回演出，编导人员一律随行，目的是通过观看别人的剧目，以丰富和充实本团剧目。这次在东北巡回演出期间，宁夏京剧院还观摩了沈阳评剧院演出的现代戏《杜泉山》（即《杜鹃山》前身），宁夏京剧院编剧秦志扬、肖维章等认为，这出戏特别适合李鸣盛演，可以让李鸣盛首创老生带花脸腔。那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凡是适合本团的剧目，都要移植过来，为我所用。

东北之行使宁夏京剧院无疑充当了光荣的“使者”角色，演员们又一次为宁夏争得了荣誉，为宣传宁夏、扩大宁夏的知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创作新剧

宁夏京剧院还有一支比较得力的专业创作、编导队伍。在1958年底到1959年初这段时间里，他们本着专家与群众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精神，在全院掀起一个人人动脑、个个提笔，集思广益，群众性创作剧本的小高潮。为此，院内专门成立了创作核心机构——编导室，由石天院长亲自挂帅，下设9个创作组，每组五至十人，组织文学、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导群众创作。创作组的工作不只限于写剧本，还要经过编导室的审查和修订，把写出的剧本排演成戏。这种做法很快收到了效果，短短四五十天时间，全院就完成20多个小型剧本，定稿后即投入排演。

自1958年初来宁夏到“文革”之前的近8年时间中，宁夏京剧院除了演出一些传统剧目之外，还新编或改编一批历史剧和现代戏，包括《红旗谱》《义和团》《宋襄图霸》《秦晋之间》《智擒惯匪座山雕》《林海雪原》《平地风波》《爱甩辫子的姑娘》《杜鹃山》，以及表现宁夏近现代发展题材的剧目《六盘山》《席芨滩》《马化龙》等，为繁荣宁夏的戏剧创作，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

剧团首任团长石天，在延安时期就参与或独立改编创作了多出历史戏和现代戏。改编过《白蛇传》《碧玉簪》，创作出《红娘子》，将《三打祝家庄》改成上、中、下三个节目，还把探庄也加进去了。这出戏演了几十年，观众热情不减，各地也在不断修改剧本。石天认为，它之所以有生命力，是由于剧作者和演员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赋予其时代精神，符合人民的需要。

来宁夏之前，石天与秦志扬合作写出剧本《红色卫星闹天宫》，中国京剧院院长马少波也参与了修改剧本。演出后，场场客满，观众反响强烈，该剧本后来由北京宝文堂出版发行。该剧大胆创新，增加音乐伴奏，结束了武旦打出手只用打击乐的时代，并在戏中新添了绞柱踢枪的技巧。

石天同时担任《火烧余洪》的导演，再度创新，为主演刘金定安排了大段唱腔，设计了8个不同的戏段。在东北、天津等地巡回演出时，广受好评，每到一地都有青年演员向他求教。石天根据传统老戏《百草山》整理改编后排演的《锯大缸》，在前面增加了“雷公劈缸”一场，使后来的“王大娘补缸”有了依据，并且重新结构整出戏的武打和出手，创造了“扔补虎扣枪”的技巧。他还把“旱水”技巧运用到《武松打店》这出戏中，在墙头（桌子）上“拿旱水”，表现孙二娘趴在墙上窥探武松屋里的动静，合理巧妙，完全符合戏中的规定情景。

1959年以后，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宁夏京剧院依旧群策群力，排演过《白毛女》《林海雪原》《智擒惯匪座山雕》《红旗谱》等大量优秀现代京剧。特别是《红旗谱》，显示了宁夏京剧院创作者活跃的创新思维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1959年，殷元和被派往中国戏剧学院进修期间，作为实习课题，他参加了话剧《红旗谱》的演出。他觉得这出剧非常好，便思考着如何将话剧移植为京剧。回来后，集思广益，由肖维章执笔，蔡宝华、殷元和导演，于1962年搬上舞台。主演王宪周一人饰二角：朱老巩和朱老忠；李鸣盛、蔡宝华、殷元和、李蓉芳、刘元鹏、李丽芳、徐鸣远、朱玉安等主要演员悉数登台，演出后引起轰动。

《红旗谱》在当时各种舞台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就大胆运用一些电影手法。剧中所加京剧板式拨子的唱腔，是京剧现代戏中的一次创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在那个年代，宁夏京剧院能有如此创新意识，在全国也属少见。只因当时的宣传手段和力度不够，所以才鲜为人知。

当时，两个兄弟团体在排演新剧目、多完成场次、多创收上互相较着劲儿，谁都不甘落后。一团排演的新剧目在太原演出时引起轰动，一连客满数十场。二团闻讯后，由团长张元奎执笔，几天时间就写出新剧本《猴王闹地府》，由张元奎、蔡宝华、刘元鹏、金玉恒、李韵章、汪野航、王天柱、王惠生等组成演出班底，赶排出来。该剧在银川市及其他市、县演出时，也是场场爆满，形成一票难求的局面。

自1963年下半年起，二团先后排演了《火烧鬼子》《夺印》《箭杆河边》《芦荡火种》《审椅子》《插旗》《南海长城》《红色交通员》等现代戏。尤其是《芦荡火种》一剧，在银川演出时爆满45场，上座率空前。

《箭杆河边》《南海长城》等，也在宁夏各地受到热烈欢迎。二团还排过一出现代小戏《女儿》，由汪野航编剧，唱腔已设计，都开始排练了，突然有人提出，说那时的女儿不可能跟她母亲暴露党员身份，因此才停排了。

一团根据沈阳评剧院演出本移植改编《杜鹃山》，然后赴沈阳、本溪、鞍山、营口、大连、天津等地巡回演出5个多月，10月在银川正式公演。

接着自创《席芨滩》和《六盘山》等剧目。两个兄弟团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投入到创作新剧目和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中。业务上互相竞争，一出出好戏接二连三地呈现在区内外观众面前，大大繁荣了戏曲舞台。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宁夏京剧院的鼎盛时期，也是人们倍加怀念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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