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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寒士02（第1页）

还有几个人影响了他终身。胡适的宽容、科学理性，马一浮的学识与趣味，都内化在他的世界里。我们读他晚年写下的文字，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但在精神的层面，即哲学的境界上，他是罗素的学生是无疑的。是罗素的思想，在根本点上奠定了他认知世界的基础，其一切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解释，都含有罗素的影子。一部《顺生论》可以说是罗素哲学的中国版。

当张中行来到北大时，罗素已离开中国十年了。但这个英国人的思想，还久久地回荡在北大的校园里。当年罗素来京时，知识界的欢呼声震动着校园。许多中国学者的文字里表示了对这位思想者的敬意。因为他所带来的正是知识界急需的东西。许多年后北大人回忆当年的情形，还激动不已。到了20世纪30年代，校风依旧，那时北大的思想多元，古典的与外来的东西都并存着，非理性的与理性的，科学的与玄学的东西都在，对青年学子都有不小的引力。罗素的书籍在那时已译了许多，他是从老师的授课中了解的还是自学中接触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北大的学术流派虽千差万别，可是罗素的基本哲学意识在那时是被接受的。胡适虽是杜威的弟子，而在不迷信任何思想的层面上与罗素并不反对。钱玄同的疑古、周作人的个人主义，都有罗素精神的因素也是对的。学生可以质疑老师，在那时是允许的现象，在爱师与爱真理面前，真理的价值自然是更大的。所以即便是罗素早已离开中国，可北大红楼内外的气息，还能嗅出这类思想者的气息的。

现代以来，介绍罗素哲学最多的学人之一有张申府先生。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在《新青年》上多次推出罗素的文章。那些关于人生哲学、自然科学、伦理道德的讲演和论述，在当时的反响是巨大的。周作人的关于国家的概念的突破，就受到了罗素的影响是无疑的。张申府后来远离政治，大概和他的罗素哲学的吸收有关。主张怀疑，不去轻信，在知识层是普遍被欢迎的理念。

现代以来有几个罗素的追随者是很有意思的。一是曹聚仁，自由报人，一生不盲从于什么派别，独立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二是张中行，我们读他的书自然可以感受到此点。三是王小波，近几年的英雄般的人物，让人看到了自由理念的力量。大凡喜欢罗素的人，在他的世界里都找不到依附外在理念的孱弱的意识。独立思考，深入盘诘，冷静多于狂热，百年间这样的思想传统，一直没有被广泛注意，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罗素能引起他的注意，在我看来有几点。一是其学说涉及宇宙本体的存在，讲到上苍和人，有限和无限，帝力之大与人力之微。直面着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自主的选择，即人性的问题。不是从伦理的角度看事物，而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对待大千世界。张申府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连载译过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其中有言：但要拿思想征服世界，现在就须甘心不再依傍他。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没有多少疑问。他们看着流行的信仰和实际，就随声附和，自觉着若不反对世界，世界总要是他们的伴侣。这种舒舒贴贴地默许甘从，新的世界思想实与他不能相容。新思想必须的，是一种知识的超脱，一种孤独发精力，一种能在内里主宰世界的力量。

不乐于孤寂，新思想是不能得到的，但是若孤寂至于与世隔绝，全灭亡了愿与人结合的志愿，或若知识的超脱弄成骄傲轻蔑，也必不会切当如意地得到他。对于人事的有效果的思想所以不普通，大多数的理论家所以不是趋俗合习，便是无成效，都因为既得知识的超脱又不与世隔绝，这件事大不容易。

我想张中行是看过这样的文章的。至少从他的随笔里，我们能对照出这些思想。罗素的意识是融化到他血液里的。读罗素的最大收获，一是觉出先前人们唯道德的话语方式是有问题的，不能发现人的本然的存在；二是能在一个空旷的世界里注视问题，什么是实有，什么是虚无，都可以自行判断；三呢，是懂得人的有限性，对万能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怀疑主义，乃治学的必备意识之一，所谓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层面上，他和胡适的思想又交叉到了一起，有了中土的意味。

罗素从学理上教导他大胆地疑，胡适则让他体味到行动选择的意义。北大教授在此领域有贡献者，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罗素的人生过程，比他的学术更能吸引张中行，比如多次的婚姻选择，对教会的态度。他的生平传奇的色彩对青年张中行而言更为有趣。张氏后来精神上的浪漫和不为俗物所累的洒脱，都和罗素的暗示有关。我多次听他在男女爱情选择上的看法，完全是西式的，老朽的东西甚少。人是自己的主人，大可不必为外在虚幻的理念所扰。生命承受的应是自己所创造的快乐，没有自选的快乐，别人是不会赐给另一类的幸福的。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懂得他后来对政治疏远的原因。在动荡的年代，能以较为冷静的心判断事物，实在是大难的。他沦落到社会的边缘里，冷眼地看着世界，成了流行色的拒绝者，都和早期北大的知识训练有关。罗素的思想被真正人生化，且流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他是个典型的代表吧。

在《负暄续话·彗星》一文，张氏写道：我喜欢读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著作，因为就是讲哲学范围内的事物，也总是深入浅出，既有见识，又有风趣，只有板起面孔讲数理逻辑的两种（其中一种三卷本的与白头博士合著）例外。这位先生兴趣广泛，除了坐在屋里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类问题之外，还喜欢走出家门闲看看，看到他认为其中藏有什么问题，就写。这就难免惹是生非。举例说，一次大的，是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英政府让步，说思想自由，难得勉强，只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说想法不同就要吵嚷，于是捉进监狱，住了整整半年。就我所知，还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里搬了，房主提出补充条件，是住他的房，就不要在那里宣扬某种政治主张，于是以互不迁就而决裂。

上述的描述，写出了罗素的纲要，一是有自由的理念，二是有科学的意识，都是中国人难做到的。张中行其实更看重的是罗素的人性化的趣味，这在他看来，更为重要，也是大不易的。所以他又说：

且说罗素这篇怪文，开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个彗星，我要说现代人是退化了”（意译，下同）。

现代人比古人退化，这是怎么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关系方面看，古人近，现代人远了。证据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经看不见充满星辰的夜空；就是行于村野，也因为车灯太亮，把天空隔在视野之外了……他慨叹说：“与过去任何时代相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功化了。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为这就可以坐稳宝座，而其实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点精神失常。”

罗素身上的反现代的一面，对张中行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进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新的可能是反人性的。罗素至少使他明白了智慧的意义，也明白了趣味的价值。人创造的东西，如果不能益智，让人快乐，反而使人变傻，那就要警惕的。许多年间，他在生活里遇到难题的时候，罗素的东西就会出来，成为一个向导。他的思想的许多侧面，和这位英国人的色彩是接近的。

7

季羡林说，张中行乃至人、逸人、超人。在当下是最高的评语了。季羡林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张氏的思想是有哲学的因素的。即他是个哲人。说他是哲人，有以下的几点可以证明：一是通读过古典的各家的理论，经史子集的重要篇章是过目过的，对儒道释的经典是熟悉的；二是能读西方的原典，了解千百年西洋的思想史脉络，思想是多元的；三是有细节里穿透本质的反诘的力量，常常在日常里体悟出人生的玄机，又无故作高明的架子。在文字里流露出天人之际的游想。

在破毁信念里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卷动了精神的狂潮。我认为他能很快被读者接受，乃因为指痛了今人苦楚的神经，给人以自省的机会。而且那语调里传达了通明的智慧的火。

20世纪40年代，他曾办过《世间解》杂志，专门讨论佛学。佛学的吸引他是因为意识到了内心的苦，要想解决这些久久缠绕自己的难题。士大夫的文本似乎没有办法，那些文字离当下的困惑太远了，他只好从印度的遗产寻找着什么。那时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自己的市场的，但他却找到了佛学这条路。在他而言，这种选择似乎有种情节的因素的。印度的古人在思想上有高于中土文人的地方。从生命出发去探讨人生的意义，有切身的感觉。不是虚无缥缈的思绪。佛讲生命的大苦，要超度这些。在苦闷的人里，谁不想超脱这些呢？张中行到了青年时期，有各种苦楚的东西袭来，惶惑不知所以。后来才知道是欲望不得转化的缘故，不知如何是好。看到生老病死，美丽的凋落，生命的逝去，自己也落泪的。乡间人没有办法，只好求救在佛的面前，中土百姓突然找到了倾诉的出口，内心是有解脱的感受的。不过佛是讲逆着人生来解决问题的，要消灭人的欲望，这给他带来了惶惑。看到了佛说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于欲，竟然以消灭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吧。他晚年写《顺生论》，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难题。在涉及佛家学说时他讲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一、以佛家轻视私爱之情，可是不舍大悲，修菩萨行，要普度众生，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想总比不想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如果真能够信守奉行，精进不息，禅悟而心安理得，这种可能是有的；修持而确实有所得，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么？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三、定名的网罗，疏而不漏，跳出去，大难，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蒙而冷酷。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佛家则不然，他们认真，想人定胜天，沙上筑塔，其精神是抗。胜利自然很难，不过，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当作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用佛家的话说是“大雄”，结果是螳臂当车也好，这种坚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常人，想到人生、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上述的思想能看出他的关于信念与否的核心。从早期过于痴迷佛学到后来告别佛学，在他是经历了大的转折的。倒是中国古人的思想给了他一些启示。那就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顺着人生而行，而不是逆人生而动。信念这东西，是要和人的基本逻辑起点相关的。由于他不久意识到了宗教的虚妄，思路就发生了巨变，不再为任何幻象所虏，坦然地面对着世间的一切。后来能不为世俗层面的成功与否所扰，独行于世，也是和他的这一人生的信念的建立有关的。

我们的前人在面对死灭和困顿的时候，造出了种种的逃路，各类的学说也盛行于世。张中行的选择是各取点点，不从一而终。人是多么奇怪的存在，我们不知为何来到世间，被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大家一开始就被一种精神的网前定了。

于是按照着前定的网滑动着。张中行看到了这一问题，自己是不安于此的。于是诘问、反驳、内省。我觉得他的文字在今天所以还不同凡响，就是内中不重蹈覆辙，哲理的东西很多吧？

在没有信念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念，是他高于常人的地方。

“五四”前后我们还能看见类似的人物，而在今天，他却横空出世，让我们刮目起来的。

不信佛的他，却偏偏在文字里喜好引用佛学的意象。那些概念和意绪，在他那里获得了精神飞动的内涵。我们读它，既没有宗教的痕迹，也没有俗谛的特色。加之西洋现代哲学的片影，文字是从古老的远方流来，也带着西哲的智慧。从试图信仰佛学到怀疑它，又从己身的体会里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字经历了苍凉的时光的过滤，又沐浴着神异的思想的光。

死去的与活着的，远逝的与新生的，都生长在那文字的躯体里。我每读他的作品，都感到了深的意味。今天的文人，有几个能写出类似的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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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算是张中行的老师辈的人，文章漂亮得很。他们有两个地方是相近的：一是都是周作人的学生，苦雨斋的味道浓浓；二是都喜欢谈禅。周作人弟子里，对老师精神要义把握得最好的是他们两个。但讲禅的味道，两人都比老师高明。不过他们有一点差别，虽都讲禅，可是一个只在学理的层面，一个却在文章的灵魂里。废名的高于别人的地方，是文字里都是五祖、六祖的东西，神乎其技，为“五四”以来禅风最深的人。

后来的文章家对他大多是喜欢的。张中行呢，似乎对禅的兴趣在禅外，没有进入内部，但解其奥义，是对彻悟的彻悟，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迥别流俗，所以只能“禅外说禅”了。

我在读现代人的文章时，常常想起这两个人来。他们对文章的贡献，一般人是不及的。张中行上学时没有听过废名的课，失之交臂。但看过他的许多文章，心里是喜欢的。废名的特别点是，自己进入到佛的境界里，远离了尘世。欲的东西被智的东西占据了。而张氏的写作还能读出欲的不可解脱的痛楚，离佛的门口是有距离的。于是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路向。一个清寂得如同山林精舍，一个似旷野的风。苦雨斋之后，有这两个路向的存在，汉语表达的多样性被实践了。《负暄琐话·废名》写道：四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回到沙滩老窝，废名和熊十力先生都住在红楼后面的平房里，我因为经常到熊十力先生那里去，渐渐同废名熟了。他身材高大，确如苦雨斋所形容，“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这是外貌，其实最特别处还是心理状态。他最认真，最自信。因为认真，所以想彻悟，就是任何事物都想明其究竟。又因为自信，所以总认为自己已明其究竟，凡是与自己所思不合者必是错误。

可是我们读废名的文章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知是为什么。我去过废名的老家，在湖北黄梅县，四祖、五祖的寺庙至今还保留着。连同他教书的地方，原貌依在。看过后的感觉是，废名的文字不是装出来的，乃精神深处自由的流淌。用他的话说，是不要有“庄严”相。比如他的那篇《五祖寺》，就很精妙，随意而无所用心处，却处处是禅的味道。废名不信外道，而是守住内心，以孩儿的态度讲大人的话，又没有故作高明的地方。禅的妙处是反常态的心语，他就是个天然地反常态的人。世故的思维几乎都消失了。那些文章几乎都没有情欲流露，似乎是孩子的快乐，老人的智慧。五祖和六祖当年在此默对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废名是得到天机的人，他在思维里流着禅的智慧，一般人不知这些，苦雨斋里的许多人也没有类似的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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