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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现状考察（第1页）

拿报告文学与小说进行比较，并不是一件十分恰当的事情。

质的规定性，构成了两种不同文学样式的基本差异。我们比较当前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是为了加深对文学现状的理解和认识。

毫无疑问，“报告文学热”正在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近年来，不少重要报刊纷纷推出对报告文学现状与前景的系列讨论，相关作家作品的讨论会在陆续举办，有关的报告文学征文，也正在激发创作者的文学热情。全社会正在有意识地围绕着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形成热点。而现状中的小说创作，却只是寂寞而孤傲地目视着报告文学的一举一动。它当然忿忿不平，但是它又力不从心。它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在各刊物中的篇幅越来越少了，而且它还要忍受重点报告文学在报刊目次编排上对自己的不敬。以往小说在个性张扬、情感表达、语言创新、形式探索上的诸多努力，被人们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忽略了、漠视了。作为文学重镇的小说创作风光不再，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的确，现时期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都面对着这样的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变革，每一社会成员深深处在变革的旋涡之中。人们在面对周遭的剧烈变化时，显然需要一定的情感沟通和价值关联。很显然，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创作要对社会状态和个人心态发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应有之义。我们的现状是，当小说家还囿于旧有的视域来不及做出新的调整时，报告文学作家则实现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及时效应。

这样说来，似乎是现实选择报告文学，而怠慢了小说。

做出这样的判定，只是复述了社会现实表层的反应。我们还必须从文学活动本身去考察小说与报告文学所出现的反差，从而更切实地理解小说与报告文学各自深入的程度，以及将来的可能情形。

今天的报告文学利用了以往小说的成果，而今天的小说则舍弃了从前

当我们就小说与报告文学目前的反差进行文学分析时，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前些年的小说创作，突出的是创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张扬的是创造过程的主体意识；而今的小说家视点平移和下沉，以平常心写平常事、平常人。前些年的报告文学，注重对人物和事件的社会政治评判，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今天的报告文学则开始了上天入地的“全方位跃动”。如此强烈的反差和错动，确实令人深思。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报告文学正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时，小说创作则把得到张扬的主体意识视为圭臬，这曾经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伤痕”，“反思”，“改革”，“寻根”，主体性的一步步深入，为世人所共睹。那时候的小说多是居高临下的，作者们多用人生、世事来证明自己，他们力求在小说中塑造自己“泛英雄”的主体人格。他们以对社会和人的整体评价为标准，不求微言大义，而求大言深义。他们把一个人的感受强制性地推向读者，影响读者，以期引起共鸣。这是小说家们在那时的习惯做法。今天的小说家们却不再高谈宏论，而变得举步轻缓，目光胶注。今天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与几年前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作法，完全调了个个儿。小说家们放弃了自己苦苦获得的，并使自己产生过轰动的那些主体性自信，报告文学作家承继这份财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这恐怕是报告文学家和小说家都始料不及的。

在我们探寻导致这种反差的文学原因时，不能不面对让小说家们更为难堪的事情：报告文学所获得的运思方式，并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们自行生发的，而是出于小说家们的主动呈递。

小说家们怂恿报告文学运用小说的运思方式，甘心让自己陷入困境

报告文学与小说在运思方式上相互转换的完成，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究其始作俑者，着实是小说家们自身。我们不难想起小说家刘心武曾经写过的几篇“纪实小说”，但我们很难想到写过几篇“纪实小说”的刘心武，竟会是转换点上的第一人。的确是他把小说家的一番作为，介绍、引进给了当时的报告文学。那时候的报告文学仍然习惯于一事一议，一人一议，非此即彼，褒贬分明。刘心武把对个体心灵的心理描述和对社会人生的整体关照的小说精神，带进报告文学，用来剖析“5·19”和“王府井”。

不过那时他并没来得及获得后来报告文学作家的那份主动，而是用虚构加客观事件的方式，把报告文学与小说强行扭结在一起。

这当然很难说得上成功。但他至少是把得到小说家认同和张扬的主体心理意识，主动注入报告文学，尽管他沿用的仍是当时报告文学的习惯做法：一事一议，一人一议。

功劳当然不能单单归于刘心武一人。分享这份功劳的至少还有张辛欣。张辛欣在稍许的沉默之后，推出了引起轰动的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在今天看来，张辛欣放下自己习惯于虚构的活计，仍然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在《北京人》的众多篇幅中，在它铺排十来家重要文学刊物的盛况中，在它新进的写作思想和操作程序中，同样聪敏或许更为聪敏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定意识到了小说家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样式的强烈暗示。于是，新进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在文学的外部环境有所变更时，发动了新的巨大的文学冲击。小说开始失去十年以来的一贯优势。其中包括一些本应属于小说作者队伍和曾力图挤入小说作者队伍的人，纷纷拥入潮头翻滚的报告文学作者队伍。

纯粹的小说家是越来越寂寞了，以至有评论家在说：“传统的、纯粹的文学专业精神可能已不适应今天的中国文学，至少对中国报告文学是如此。”更有报告文学作家在做这样的断言：“人们对文学的功利性需要已经渐渐超过纯粹的审美需要，文学以其优美征服读者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

寂寞中的小说家们自然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在关照他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今天的报告文学已经做到了什么。

报告文学在运思方式和阅读效果上的实用性选择，正向人们描画一幅沟通、和解的美景今天的报告文学沿用了以往小说的运思方式。报告文学在认定自身的文体特性的同时，熟练地操作起了活跃在小说创作主体中的内在精神和运思特征。这表现为，今天的报告文学不再为某一个别的事件和人物处心积虑，它在类比会通的状况上力求涵盖全体；它不再凭借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评价标准，而是在历史、文化、现实、社会之间做灵活跃动；它不在于解决和认同某一问题，而在于以某一问题为引发，迫使人们对问题本身的复杂结构做广阔而深邃的探寻。这使得报告文学更为策略、更为机警。它开始习惯从“大”而“高”的视点上透视事象了，而不再是为了取得单纯的胜负之分；它在现实提供的诸多现象、线索面前，不再以为解决一个问题就能解决全部，它串连起类型化的事象，努力寻找一条可以把握全体的开通思路。一句话，报告文学开放了它的主体性。于是，报告文学的操作者们，如同以往小说家所做过的那样，他们把人物和事象，仅仅作为手段来进行调配，以达到塑造和展示创作主体的思想和才智的目的。这是今天报告文学所普遍掌握和使用的基本运思方式。

同时，今天的报告文学是这样对待它的读者的：它一如以往的小说，仍然把阅读者看成是一个被动的接受体。报告文学作家把经过选择的话题，强制性地推给读者，他们仍然是希望读者走入自己的话题，在一己的思路中得到开阔的解答，以求认同作者思想的活跃阔大和才智的聪慧机敏。

不过，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不单是胁迫读者走进作品，而是更为用心地发现读者。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实用性选择，他们看好了一些长久向人们封闭的领域，如“恶”“性”“金钱”等。

这些领域一向受到传统和文化的贬责，而他们率先导入，并力主宽容和中庸，而这又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还迫使受不同社会分工和职业兴趣限制的读者有可能、有机会去了解其他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辽阔和远大了，它原来是一个整体，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情绪原来能够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里获得理解和共情。

相比之下，今天的小说家们却受到了更多的限定，他们的感触和情绪必须维系在自己牢实的生活体验上，他们的思想来不及做出远逸和游移。他们的才智本已显露得再充分不过了，他们的做法也难再勾起人们的新奇和惊喜。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一种我们并不了解而又特别想要了解的事实更吸引我们呢？所以，小说家们势必要继续寂寞。报告文学更多的作为，或在期盼中。

报告文学在操作过程中发现了话题，在话题上正对我们进行引导，但“奇迹”并没有发生。而小说作家的新的调整，则让人注目

报告文学作家对小说运思方式的认同和借鉴，必然体现在报告文学的操作过程之中。如同小说探入了新的题材领域，报告文学发现了话题。对话题的发现，改变了报告文学的运思方式，同时也成为获得阅读效果的基本前提。无疑，这同样也是一种实用性的选择。

话题的提出，这的确是报告文学的优势。它及时、敏感地捕捉到出现在人群中的现象、心理和矛盾。提出问题有时候比解答这一问题更有价值。试想，《性别悲剧》如果不把握“纳妾”现象，并由此透视出社会的矛盾心态，它能引起人们强烈的震动吗？而《白夜》对性问题的提出，让我们有可能认清在人群中身心的实际阻塞。报告文学提出的话题，极大地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话题在作家们的解说和评析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考察，凝聚了社会的多重矛盾心态。对这一广泛心态和复杂结构的揭示，正显出报告文学的创造活力。而小说对急剧变化的现实及其观念则远远来不及产生如此灵动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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