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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制度的变革（第1页）

u0002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大清盛世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

停止圈地，推行“更名田”

中国的老百姓在明清之际的数十年间，可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明朝的腐败统治，加上镇压农民起义和防止满洲入侵，所有的财政费用，全都摊在百姓头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明朝被推翻，满洲人入关。他们最初带来的不是先进的生产力，而是很多落后的东西，以及野蛮的烧杀抢掠和武装镇压。所以，这一时期，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最重。当时的北方，直隶是“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说明当时老百姓逃亡或死亡现象已相当严重。南方的一些城市如扬州、嘉定、江阴、松江、漳州、南昌、广州等，都受到兵燹，湖广地区也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满洲贵族开始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侵占他人的土地。清朝统治者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于顺治元年（1644年）下令圈地，前后共占耕地面积达666794顷，一部分作为满洲贵族的庄田，另一部分则分给八旗旗丁。圈地令虽然规定只圈“近京各州县无主荒地及前明皇室勋戚所遗留庄田”，但在实际过程中根本不按此规定执行，很多农民正在耕种的土地也被圈进去，农民们被强行驱逐到离京较远的“盐碱不毛之地”进行耕作。北京附近的农民有些逃往河南，有些逃往口外，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满洲贵族或八旗旗丁的庄客，备受八旗庄头的蹂躏、奴役和剥削。

清初的这些政策不得民心，各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江南的反剃发斗争、直隶人民的反圈地斗争、闽广地区的反迁海斗争等等，迫使清政府采取措施，停止倒行逆施，实施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

2-1明清时期土地公陶质神像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下诏停止圈地，宣称满汉军民，应一律对待，凡是该年所圈占的旗地，必须立即退还汉民，而在山海关、张家口等处划拨闲地换补。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正式规定，对于民间所开垦的田亩，从今以后，永远不准圈占。同时又对八旗庄头的横暴进行一定的限制。这些措施，缓和了因圈地而激化了的民族矛盾。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大批官僚、勋戚、地主豪绅遭到沉重的打击，有的被打死，有的逃亡。这样，他们的土地就成了无主之地。原本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这种现象很普遍，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广等地的明朝王公勋戚的庄田，其中除直隶的一部分被清朝政府圈占外，其余的不是荒废，就是仍由原来的佃农耕种。这些佃农事实上已摆脱了王公勋戚的奴役而成为自耕农民。清政府对这种事实从法律上给予了承认，承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把这些被农民耕种的庄田称为“更名田”，“与民田一例输粮”。清朝政府的这一措施，使一些抛荒已久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康熙年间，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鼓励开垦荒田。对老百姓开垦出来的荒田，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三年之内不用缴纳租赋。以后又宽限到四年、六年甚至十年。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垦户，政府还贷给耕牛和种子。国家还充分调动民间的力量，鼓励乡绅大户招民垦荒，规定：凡垦田二十顷以上的，如果有文化，就授予县丞的官职；没有文化的授予把总的官职。垦田百顷以上，文者授为知县，武者授为守备。

从圈地到停止圈地，再到认可“更名田”，是清朝在土地政策上不断进步的表现，是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清朝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土地政策的调整息息相关。

实行“摊丁入亩”制度

“摊丁入亩”是康乾时期实施的一项重大的赋税制度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个制度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就是把人头税摊到田亩中，按田亩的多少征收赋税，但它却是对实行了一两千年的封建税制的改革，而且它本身从提出到开始试行，再到不断完善，正式实施，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征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实物地租，即征收米、麦等实物，在晚唐杨炎实施两税法以前，是按人头征收的，两税法后，主要按土地面积和肥瘠确定征收数额；二是差役，也是一种人头税，承担国家或地方的公共事业。历代虽各有变革，但其基本方面却是长期沿袭，至明中叶前，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此后，首次重大改革，当属明万历初年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它把历代所行实物税和各项差徭，统统折成银两交纳；原来由地方里甲自办，改为由政府统筹办理。人头税部分转归于“地”或“粮”中，即丁银的摊派，有一部分由地粮来承担。这一改革，有利于防止和杜绝地方作弊，缩小赋税摊派不公的程度，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承明制，在赋税制度方面，承袭其“一条鞭法”，并进一步完善了新的税制，将名目繁多的各个赋役项目合并，统称为地丁钱粮。一条鞭法虽然把一部分丁银并入田亩中征收，但丁银并未被废除。有的地方，丁银负担还极为沉重，如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甘肃巩昌甚至达八九两。农民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各地官吏又害怕中央催逼，往往少报人数，这一方面影响了清朝的税收；另一方面，那些逃亡的农民相互联络，结成党类，对清朝的统治毕竟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于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颁布谕旨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这叫“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2-2清朝时期钱币

这是实行摊丁入亩的第一步。这一措施，把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固定，不再随人丁的增长而加重，对于少地或无地的广大农民及手工业者，有一定的好处。他们承担着全国人头税的绝大部分，丁税不增，其赋税负担就相对稳定。但是，毕竟人头税没有取消，而且时间一长，赋役不公的现象日益显露。由于是按户征收人丁税，生育死亡的变动不能及时反映到税收上，这就出现几十个人才纳一个人的人丁税，或一个人承担一二十丁的人丁税的情况，从而造成了新的不均衡。再加上地主富豪勾结官吏，弄虚作假，逃避差役，负担最重的仍是少地无地的农民。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一份上疏中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富者田连千亩，竞少丁差，贫民无地立锥，反多徭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有人敏锐地看到了。如河南巡抚田文镜就说，丁税与田赋一样，也是国家正式的税收项目，与其摊派到人，造成大量贫民，不如把已固定的人丁税银摊在田亩银中统一征收使赋税更加均平。“摊丁入地”在康熙后期已在部分省区实行。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首先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然而，这只是“摊丁入亩”的试点工作。

正式的摊丁入亩，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请求允许山东依照浙江省例，将丁银摊入地亩输纳。雍正没有批准。九月，户部又讨论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摊丁入地”的报告。雍正也是没有马上批准，而是将此事交给九卿詹事科道官员议论，让他们把最后议定的结论向他报告。后来，他批示巡抚李维钧关于“摊丁入地”的报告，照户部原议执行。户部的意见是：准许将丁银摊入田粮之内，自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这样，直隶就成为第一个正式实行“摊丁入亩”新政策的省份。

在直隶的带动下，又得到朝廷的同意，其他各省纷纷仿效。计有山东、福建、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十三省相继实行“摊丁入亩”。至乾隆初年，山西和贵州两省也完成了这项赋税变革。只有盛京、吉林等清朝的“龙兴”之地，情况特殊，直到清末才进行改革。

摊丁入亩制度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制度对当时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促进了赋税征收的公平合理；进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保证了清政府的赋税收入，从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治理黄河，消除水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依偎她而产生，中华民族在她的哺育下进入农耕社会，发展生产，繁荣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与她密切相连。因此，她已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象征，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由于地理的原因，黄河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历史上黄河决口，河水肆虐，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历代统治者为治理黄河大伤脑筋。能不能治理好黄河，是对统治者治国能力的考验。康乾之世，就面临着这种考验。

自崇祯以来，黄河频繁泛滥成灾，危害严重。据《清史稿》记载，黄河大患始于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决黄河堤淹开封城。这次决堤，造成很多无辜居民的死亡，后果很严重。加上连年战乱，黄河堤坝失修，一到雨季来临，黄河决口就不可避免。入清后，从顺治元年（1644年）夏，黄河又回到李自成决堤前的故道，即由开封北，蜿蜒东流，经安徽、江苏等省，与淮河汇合，经云梯关入海，与今天从山东东营入海不同。在顺治帝统治的十八年里，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由于当时战事尚未结束，清政府财政紧张，拿不出更多资金大规模整修，所以水患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康熙即位后，黄河形势依然严峻，水患有增无减。黄河泛滥，殃及淮河，而与之相连的大运河也同时被冲，遂使“运道中梗”，南北交通断绝，南方粮食不能北运，首都的粮食供应受到威胁。康熙帝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亲政后，就把三藩、河务、漕运问题列为优先解决的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尽全力加以解决。很清楚，他把治理黄河与漕运提到治国、安定天下、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

由于黄河下游淤塞严重，黄河水漫流南下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淮合流，水势凶猛，堤决沙沉，造成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地区连年遭受洪涝灾害。特别是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等十几个州县，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到来，洪水下泄，河道不畅，以致洪涝频繁发生。康熙十六年（1677年）黄淮两岸堤坝决口几十处，苏北地区一片汪洋。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康熙忧心忡忡，决心尽早治理黄河。康熙十六年，康熙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整治黄河、淮河和运河。靳辅为人刚正清廉，做事认真负责，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上任伊始，就开始了实地调查，曾在一天之内，给康熙上了八道奏疏。他认为，治理黄河，必须要有全局观念，从整体上采取措施，河道、运道一起治理。在具体治理措施方面，他注意借鉴前人的经验，又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随时制宜。他延请水利专家陈潢，精心勘察，周密规划，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治河措施。他们选择黄河、淮河、运河交叉的苏北淮阴一带作为治理重点，先后在江都修筑漕堤，在高邮设置滚水坝，在山阳、邵伯建减水坝，使淤塞的河道得到疏浚，黄河复归故道，暂时缓和了黄淮泛滥成灾的危局。在运河沿岸修筑长堤，深挑清水潭一带的运河河道，目的是疏通运河漕运。经过几年的治理，水患初步解除，水归故道，漕运无阻。长期受水涝灾害的苏北几个州县，终于摆脱了困境，水洼变成了良田，下河地区连年获得好收成。此外，靳辅又在河南考城、仪封、封丘、荥阳一带筑堤修坝，也取得不错的效果。总的来看，康熙二十二年以前，靳辅对黄河的治理，基本上使黄、淮复归故道，避免了大规模的水患，保证运河基本畅通。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治理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一方面巩固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寻找永久性的解决办法。

2-3靳辅

靳辅对黄河、淮河的治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治河方案有时遭到朝臣和水利专家的反对。一些方案实施以后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在他任河道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几次处在风口浪尖上，遭到弹劾。幸亏有开明的康熙帝为他做后盾，康熙对靳辅的忠诚、果敢、沉着和坚定，深信不疑，多次力排众议，维护他的威望。在靳辅的意见受到激烈争论时，康熙总是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听取最底层的意见，表现了很好的民主作风。他不仅重视理论论证的合理性，而且看重治河方案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他自己时刻关心治河形势，亲自研究治河方略，所提出的建议对正确解决治理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康熙对靳辅和陈潢的治河功绩是肯定的，但随着治河形势的不断变化，康熙与靳辅也有分歧，以致康熙二十七年，靳辅被免职。但此后不久，康熙就觉察到靳辅治河方略的正确，要求新任河总继续遵循靳辅的治河思路。康熙南巡，靳辅被特召随从。南巡途中，康熙也处处听到江淮百姓、船夫对靳辅的称赞，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又亲见靳辅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筑的上河一带堤坝，确实卓有成效，感到对他的处分失当，于是下令恢复他以前的衔级。靳辅在家闲居三年期间。仍然为治理黄河献计献策，发挥了一个治河专家的作用。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再次起用靳辅为河道总督，年迈体衰的靳辅，又为治河事业奋斗了四年，于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死于任所。清廷给靳辅以隆重的祭葬，并批准江南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他建祠，追赠他为工部尚书。

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靳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靳辅之后，继任河道总督在康熙的亲自督促下，遵循靳辅和陈潢的治河方略，巩固了成果，基本上消除了黄河中下游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胁，为江淮地区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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