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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第1页）

史通

内容简介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都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写成的。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

《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历史编纂学

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历史文献学

《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创作背景

刘知几祖父辈是唐代名门，父兄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期的官僚，并以词章闻名于世。家风所及，刘知几12岁开始系统地阅读史书，至17岁时，已通览了《左传》、《史记》一《汉书》、《三国志》等前人所撰的历史要籍，为他后来专攻史学和从事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岁时刘知几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河南获嘉）主簿，官秩九品。之后，直至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他39岁时，才由获嘉主簿调入长安任定王府仓曹（掌管一般事务的官）。在此19年间，刘知几专心史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史通·自叙》）。

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刘知几调到史馆，初任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升迁左史。之后，他先后在史馆二十多年，与史臣们合作修了不少史籍，包括《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等。然而，他自己却认为在史馆工作并不能施展抱负。原因有二：一是唐朝史馆到了武后、中宗时代，人员素质远不如太宗、高宗时代；二是武后、中宗、睿宗时代，权臣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牛凤及、萧至忠、韦巨源等人控制史馆，史官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自身并无著述自由。刘知几既不肯与世俯仰，便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了。经过九年努力，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史通》撰成。

作品思想

史学思想

第一，提出了“史家三长”的说法，对史家的修养提出了要求。

“史家三长”，包括才、学、识三个方面。所谓“才”，主要是指运用史料，掌握史书体裁的写作能力；所谓“学”，主要是指编写史书所必备的知识和学问；所谓“识”，主要是指史家对史料、史事的见解和观点。刘知几认为，“史家三长”中，“史识”最重要，“史才”次之，“史学”再次之。这一说法的提出，既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史馆的弊端，又为史家加强自身修养提出了具体标准，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因此这个理论在当时就得到了人们的赞扬，也对后世的史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主张史家著述应当尊重史实，秉笔实录。

刘知几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实录、直书，就是不虚美，不掩恶，美恶必、书，如实地记载史实。对于那些敢于直书的史家，刘知几热情地加以赞扬，他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史通·直书》）而对那些“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史家，刘知几痛斥他们“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史通·直书》）。因为史书的作用是“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所以只有真实记录历史，才能发挥其作用。

第三，总结了唐以前的史书编纂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刘知几总结了唐以前的史书编纂方法，认为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六家和二体。而《左传》的编年体和《汉书》的断代纪传体渐成主流。而史家往往“各相矜尚”，对自己所采用的体裁大加赞赏，而对另一种体裁则加以贬抑。刘知几则是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两者的长处与不足。他说，编年体史书记事明晰，“_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然而编年体记载人物详略不均，“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而纪传体长处是能包罗万象，“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它的短处是，同一事件常在许多人的传中重复出现，既过于断续，也难分先后。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两者“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第四，重视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

刘知几在《史官建置》中，论述了没官修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史书的作用，不仅仅是能“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活着的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此，修史“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文论思想

该书内容虽是史论，但亦涉及不少文论问题。如语言问题，本书坚决反对滥用古语，而要求书面语言应接近口语，因为它“近真’。对那种“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叙事》）的现象严加批评，而对多记鄙俚时语的王劭的《齐志》，则大加赞扬。本书认为，著史的主要任务是“叙事”，“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它认为史传文应“文约而事丰”，应做到“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三，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数”（《叙事》）。还提出了表现上的四种叙事之法，“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贽沦而自见者”（同上），在修词技巧上，提出“省句”、“省字”两种方法。根据“尚简”原则，它进一步提出“用晦”之义。所谓“晦”，指的是“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的境界。这就与文学上的概括性，典型性联系起来。它要求作到“文如阔略，语实周赡”，使读者“观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同上）。本书对简单模拟古人，即“貌同而心异”的作法提出批评，主张应“貌异而心同”，学其精神实质才是“模拟之上”。另方面，本书并不反对生动文笔的表现力，“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但反对一味追求文采而忽略内容。《叙事》篇说：“其立言也，或虚加练t信，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这是强调史书的文字特点，反对把齐梁酌浮靡文风带进史书中去。明确指出“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核才》）。但<<史通》并不完全否定文学的价值和文学作品的作用。《载文》篇有“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浮政，共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共恶存乎楚赋”岣219话，肯定了《诗》，《骚》的价值。在本书里，不仅从史传文角度批判了长期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否定了骈文的体制，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本书虽仍用骈文所写，并未实践自己的主张，但其所沦，则颇能命中要害，

关于《史通》的优点，《郭延年序》（见《史通通释冷）说：“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慨慷”，黄叔琳说它“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史通·黄叔琳序》）都给予很高评价。它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清代桐城派所讲的“古文义法”，如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即用本书方式以论文。但此书究为论史之作，对语言艺术的多样性认识不足，对某些文学作品，如志怪小说，横加非议，表现了它的局限性。

不足之处

该书也存在着诸多缺点。如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不注重史书表志的作用；不能完全“直笔”；轻蔑敌视农民起义等等，表明了作者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

《史通》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

后世影响

《史通》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它第一次总结了史书的编撰体例，并论述了编撰史书的方法和技巧。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史部五七四库全书精华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缺点进行评述；并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等，作了透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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