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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 上（第3页）

南面大蕃府二：黄龙府、兴中府（1041年升霸州置，今辽宁朝阳）；

北面大蕃府四：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奚王府

以上共计六大蕃府，其中南面两大蕃府行南面汉官制，北面四大蕃府行北面部族官制。这六大蕃府的地位比京府略低

州

分等，从高依次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刺史州。

县

辽代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

而头下军州是辽朝一种特殊建置。契丹贵族将所俘掠的人口，建立州、军安置，督迫其为主人劳作。辽诸王、外戚、大臣所领有的头下军州可建城郭，其余只能有自己的头下寨堡。头下军州多设在潢河流域契丹住地。俘户主要是河北、山西的汉人和东北地区的渤海人。头下州县名称，常采用俘户原籍州县名称，如俘卫州民，建卫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等。头下军州的制度到辽圣宗时期逐渐废除。

政治

南北院制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并且改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四时捺钵

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是辽代有一种特殊的地方建制。“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94]此类州的设置原则、职官铨选、税收等均与其它州有别。辽代“头下州”与“头下军州”的设立还是有一定原则的，而且会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另外，“头下军州”也集中见于辽代上京道。作为统治中心，辽朝中期以后上京地位才逐步略逊于中京。有建州资格的为横帐诸王、国舅、公主，皆为首领或贵族阶层。私奴、媵臣则属于其家兵、部曲之类。既然“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这种部曲的地位决非一般俘虏可比。有了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头下军州在地方级行政建制中的特殊地位就很清楚了。其官制系统，应当存在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由“本主部曲”构成的刺史以下的职官。

关于头下军州节度使的设官情况。主管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节度使以下，在徽州条中提到“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这里面含有节度使由朝廷任命之意，与其它记载相同。而“府署”，似可理解为“本主部曲”。刺史级头下州的设官，“刺史”是沿用传统官称，又根据辽代头下州的具体需求而设的。在设官方面，无论是节度使级州城中的刺史，还是刺史级州城的主管官，“皆以本主部曲充”。当然，此类州的州主多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自行任命节度使以下的官员也不会受到皇帝过分的责怪。

宫帐制度

斡鲁朵制度，即宫帐制度。“斡鲁朵”始见于突厥文碑铭（注：译文中将斡鲁朵统译为“宫”）[95]，而在古代史籍中相对完整的记录，则只有《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目”：皇帝“居有营卫，谓之斡鲁朵”。它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传统，属于游牧社会习惯法的范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立君主专制的政权之前，斡鲁朵就已经存在于契丹社会。帐制，在契丹生活中与部族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如《营卫志》“部族目”记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以氏族为单元是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

有辽一代，每位辽帝皆有自己的斡鲁朵。皇后、宗室和大臣中仅应天、承天两位皇太后各建一宫，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建有一宫，韩德让“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可视为一宫。这些斡鲁朵的所有者，或为辽帝，或为执政太后，或为亲王，或为位极人臣之大丞相。其所居之斡鲁朵，“可以说是辽朝统治者的大本营”。这种特权，决定了在辽朝社会生活中斡鲁朵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很多辽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察割之乱”“重元之乱”等皆发生于斡鲁朵内。斡鲁朵是一支由辽帝亲自支配的军事力量。由隶宫部族人户组成的宫分军是辽帝维持统治重要的军事支撑。辽中后期在对邻国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宫分军又是宿卫辽朝北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隶宫提辖司人户是辽朝汉军的重要来源，以“家丁”的形式配合宫分军作战。

皇帝所在或前朝皇帝神主所在的“行宫”，是“斡鲁朵”的核心内容，同时斡鲁朵又因其保卫皇帝的职责而有广大的外延。它包括一支规模极大的斡鲁朵军（宫分军），以及提供斡鲁朵军的斡鲁朵户（宫分户）。斡鲁朵军与征自各部族的皮室军，是捺钵扈从武力的两个主要部分，两者分属于诸斡鲁朵和北枢密院。随着年代的推进，斡鲁朵的数目逐渐增多，至辽末，已有十三个斡鲁朵，合诸斡鲁朵，自成一体系，直属于皇帝。这一体系，与掌管契丹等部族的北枢密院体系、掌管汉人、渤海等州县人户的南枢密院体系并列。与斡鲁朵之建置相应的户籍，称为“宫籍”，隶宫籍者为宫分户，是隶属于各宫院之户口。同属宫分户，相互间地位高下悬绝。

五京制度

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军事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经济

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游牧民族经济上的弱点，在契丹立国之前大致上解决。以人为方式在游牧地区内营造绿洲，再将农耕民族移居其中。

契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都是由辽太祖的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传入契丹，又传授纺织。辽在各地均设群牧使司以管理官有的牲畜。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农业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朝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契丹统和九年（991年，北宋淳化二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辽大康元年（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畜牧业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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