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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一（第1页）

南宋

历史背景

建炎南渡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南下，攻陷汴梁（今开封），掳走两宗北去，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金朝从汴京撤军，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徽宗免于被俘的儿子康王赵构拥兵在外，张邦昌无力抗衡，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其为帝。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又称归德军，金称之为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当时宋朝仍控制河南、关中。

五月五日，宋高宗迫于形势严重，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到任后先上“十议”，为高宗筹划重整朝纲。他组织抗金，主张“一切罢和议”，任用靖康年间主战被放逐的官员，严惩张邦昌等为金军效劳的宋朝官员。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推荐坚决抗战的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去开封整修防御设施；又力主设置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他还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黄潜善、汪伯彦因此十分忌恨他。六月，高宗以宗泽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招集王善、杨进等义军协助防守，又联络两河“八字军”等部协同抗金，并任用岳飞等人为将，曾多次大败金军，令局面稍为稳定。

七月，金军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汪、黄力主南逃，高宗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李纲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将其罢相。

高宗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罢免了李纲等人，亦屡次拒绝宗泽要他回汴梁主持大局的请求。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嘲笑他。不久高宗南逃扬州。燕人赵恭冒称高宗弟信王赵榛，聚兵五马山抗金，寻求高宗支持，高宗亦名为支持实予制约，导致其最终失败。宗泽亦忧愤而死。高宗则派杜充去接手开封府的防务。宗泽死后，金军决定派完颜宗翰南伐。

建炎二年（1128年），完颜宗弼大举南侵，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十二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形势危急。高宗诏令百官议事。吏部尚书吕颐浩和户部尚书叶梦得都进言请求南巡，借长江之险以防备金军。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完颜宗翰破徐州，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于沭阳兵败，金军随后攻下泗州。泗州（今安徽泗县）前线急忙汇报，高宗听闻后大惊失色，下令连夜搬走私产。二月初一，高宗的御船停泊在河岸，扬州百姓十分惶恐，高宗才下诏令民众自行躲避金军。叶梦得立马准备好大舟，并用户部剩下的东西补贴官员俸禄和军中物资。高宗派遣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前往淮河一带筹备兵马。不久金军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高宗立即和内侍康履和王渊出走扬州。黄潜善和汪伯彦听到高宗出走后策马南逃。城内军民听说皇帝逃出城外，也纷纷向城外逃跑。城中拥挤混乱，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将扬州大溃退都归咎于黄、汪二人，高宗也不满他们，二人遂罢相。高宗任命叶梦得为尚书左丞，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渊为签书属枢密院事。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对金军不抵抗，因与内侍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反而升迁。在高宗从逃亡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忌恨王渊骤然升迁和宦官胡作非为，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300]，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二人进退失据，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俘获，两个月后被处死。吕颐浩因平定苗刘之变有功，先拜尚书右仆射，复迁左仆射。此时吕颐浩位高权重，因此为人所惮。同年秋，完颜兀术继续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吕颐浩曾请高宗登船入海避敌。

建炎四年（1130年），金军回师，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困金将完颜兀术于黄天荡四十八日，史称黄天荡之战。宰相吕颐浩请高宗从越州（今浙江绍兴）到浙西，下诏亲征。御史中丞赵鼎即上《论亲征》札子认为不能轻举妄动。不久后，吕颐浩厌恶赵鼎与自己意见不合，调任他为翰林学士，但赵鼎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于是改为吏部尚书，然而赵鼎还是不接受。赵鼎上疏条列吕颐浩过失共上千言。吕颐浩随即被罢，被命为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高宗下诏复授赵鼎为御史中丞。再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夏，金军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

绍兴稳基

金军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军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议和的筹码。他对主和派秦桧予以重用，任为宰相，竭力压制岳飞等主战派的要求。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礼部尚书秦桧升任参知政事。宰相范宗尹建议讨论徽宗崇宁、大观以来朝廷滥赏之事，秦桧极力赞成，但高宗坚决反对，秦桧遂附和高宗，并以此为由排挤范宗尹。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首次拜相。九月，吕颐浩二度拜相，与秦桧共掌朝政。秦桧密谋夺吕颐浩权，就让党羽造谣。于是高宗诏命吕颐浩专管军旅，秦桧专管政务。十月，大散关守将吴玠大败金军于和尚原。张浚承制授他为镇西军节度使。

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随即在镇江建造都督府。五月，秦桧奏请设修政局，自为提举，与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政务。随后，秦桧弹劾翟汝文罢官。七月，朝廷废除修政局。吕颐浩还朝后，谋划赶走秦桧，以朱胜非为助，任命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棐为右司谏。黄龟年弹劾秦桧结党专权。秦桧也擢用胡安国、张焘、程瑀等道学家参与经筵，以图排挤吕颐浩。吕颐浩随即听从席益意见针对胡安国。于是，秦桧与吕颐浩的矛盾以是否引用朱胜非入朝而展开，以胡安国成为争斗的前锋。吕颐浩利用黄龟年以失职罪罢免了胡安国后，加紧对秦桧的打击，清理己被秦桧控制的台谏的力量。在双方争斗处于胶着状态时，秦桧大力提倡“南自南，北自北”，与高宗的想法相左，吕颐浩便借助綦崇礼和权邦彦的力量让高宗对秦桧心生厌烦。八月，高宗降诏，秦桧罢相。随后吕颐浩独揽大权，大力排挤秦桧、李纲、李光等人，道学家都被逐出朝。吕颐浩的做法打击面过大，在压制道学之人的同时，自己也树敌颇多。再加上他的经济政策又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失去了许多人的支持。不久吕颐浩也在众人的弹劾中罢官下野。

绍兴五年（1135年）正月初五日，赵鼎建议金军逃归后尤其应当博采众议，做好善后工作。高宗便令吕颐浩等人商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策略。二月，高宗回到临安，升任赵鼎为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以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宋高宗将边务托付给张浚，将朝廷政务托付给赵鼎。赵鼎与张浚并相的时期被认为是南宋初年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有“小元祐”之称。

绍兴六年（1136年）秋，刘豫派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分路进犯南宋，当时沿长江上下没有军队，赵鼎寄信给张浚让他命张俊与杨沂中合兵剿敌。张俊进军至藕塘大败敌军，赵鼎命令杨沂中援助刘光世，刘光世却已回师。赵鼎请高宗下诏：有不听命者，听任军法处置。刘光世急忙进兵至淝河与刘麟作战，打败敌军。凯旋而归的张浚回朝后，与赵鼎矛盾开始激化。早在两人刚并相不久，因张浚的行府侵夺了三省、枢密院的权力，部分官员对张浚的做法深感不满，甚至提出辞职。另外，赵鼎对张浚某些军事部署也持怀疑否定态度。十二月，在左、右两相不睦的情况下，赵鼎请求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绍兴府。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何藓出使金国返回，告知宋徽宗及显肃皇后死讯，高宗重礼发丧，当天任命秦桧为枢密使，地位仅次于张浚。赵鼎罢职后，张浚几乎独揽朝政。他想借发动北伐机会，直接控制各大将的军队，从而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张浚首先拿军纪、军力最差的刘光世开刀，并且下令亲信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高宗还决定授予岳飞对全国大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四月，高宗命王伦出使金国，迎奉回梓宫。岳飞一时积极作直捣中原的准备。秦桧和张浚共同说服宋高宗，不应让岳飞掌握太大的兵柄。宋高宗当即收回成命，岳飞的北伐计划成了泡影。刘光世罢官后，吕祉的举止骄怠引起将士怨愤，将士之间的矛盾激化。八月，原刘光世所部统制官郦琼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带领全军并裹胁百姓投降伪齐（淮西军变）。九月十二日，张浚引咎辞职。九月十六日，高宗召赵鼎急赴行在所建康。次日，朝廷授赵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十二月，高宗向王伦表示，只要金朝许和，一切条件都可接受。次年三月，任命秦桧作右相，作向金投降的准备。这时，北宋徽宗，已在金朝死去。王伦回来说，如果议和，金朝允许送还“梓宫”，高宗更加感激，急于求和。抗战派将领正在乘胜备战，指望进兵中原。听说要议和，群情激愤。

绍兴八年（1138年）正月，宋高宗离开建康，定都临安（今杭州）。不久，赵鼎建言进兵。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的意见一律严厉拒绝。张浚连续五次上书，激切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立即决战。岳飞奏称“金军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指秦桧。枢密副使王庶上书，说和战是存亡所系。秦桧罢免王庶，任用附和议和的孙近。兵部侍郎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馆职官员胡珵等人联名上书，揭穿金朝“和议”阴谋”。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民间把胡铨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七月间，王伦去金朝商议地界。赵鼎要求依钦宗时签订的旧约。秦桧与赵鼎因此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十月间，赵鼎罢相。之后，参知政事李光也与秦桧进行了斗争，但最终失败。随着李光被贬，朝中再没有与秦桧抗衡的力量。秦桧独揽相权，加紧“讲和”的活动。同时金朝派萧哲为江南诏谕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授受诏书。金朝所谓“和议”的实质完全暴露，朝野抗战派官员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十一月，高宗下诏，传达金国要宋廷屈己议和，百官多认为金国之言不可信。秦桧擢升中书舍人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排挤朝中议论不合之人。吕本中、张九成、冯时行、胡铨等皆被贬出朝廷。

绍兴十年（1140年），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而且朝廷财政不支，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高宗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十一月和议达成后，按金朝规定，秦桧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之孙秦埙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秦熺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主和派万俟卨等人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宋高宗立即下令搜访送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赵构又想再次逃离临安府。但完颜亮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金海陵王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宋高宗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对金议和。

隆兴北伐

自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南宋北伐的声音高涨。宋高宗决定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即位，皇位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但宋高宗作为太上皇，仍然对孝宗施加压力，而且纵情享乐，花费巨大。

孝宗在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战。金完颜亮南侵，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太子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孝宗刚一即位，就召见主战大臣张浚。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此举表明对抗战派的支持。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接着，孝宗又清理了其他各种冤案，为遭秦桧迫害的李光、赵鼎、范冲、朱震等人恢复名誉，厚待其子孙；对于那些尚健在的，则大多重新起用，不少人还被授予显位重职。如辛次膺、胡铨在高宗朝以敢于抨击秦桧而著称。孝宗即位后，立即将两人重新召回。辛次膺初任御使中丞，旋升同知枢密院事，进而担任参知政事。胡铨亦被授予权兵部侍郎之职。

隆兴元年（1163年）初，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从此，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张浚出帅江淮，作北上抗战、恢复失地的准备，抗战派纷纷建策北伐。史浩又出来反对，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金军示弱，筑城防应在泗州。四月，孝宗召见张浚，询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张浚和他在殿上辩论，史浩反对轻举妄动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可以诏令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史浩听说出兵而未经其同意，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支持张浚出兵。[79]随后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

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干预下，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八月，张浚病死。金军得到情报后，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宋守军对这个突然袭击，全无戒备。金军自清河口侵楚州。知楚州魏胜统帅义军拒敌。十一月，金军越境入侵，魏胜军在淮阴奋勇抗敌。魏胜战死后，金军接连攻下楚州、濠州、滁州、商州。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罢免汤思退出朝，去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说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请把三人斩首。汤思退路过信州时，心惊胆战，忧吓而死。王之望、尹穑被罢官。

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廷在金大军胁迫下达成《隆兴和议》。主要内容为：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绢贡献由25万减至20万，岁币减至20万银两[70]，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与金。因和议至次年即乾道元年（1165年）正式生效，故又称“乾道之盟”。

乾淳之治

隆兴“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乾道三年（1167年），吴玠病死。抗金的老臣只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乾道五年（1169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因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宋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尚书陈良祐反对，随后被贬官出朝。虞允文向孝宗推荐李焘或范成大为遣使人选。因为李焘拒绝，范成大便于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成大，回书拒绝。此举显示南宋朝廷敢于提出挑战。

乾道八年（1172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却称军需不齐备。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之后，由于同时期的金朝也出现了金世宗治下的“大定之治”，宋廷找不到边衅可作为破坏和约的北伐借口。孝宗便着重于发展内政。他重用王淮、周必大等人为相治理国政，还提拔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等直臣和铮臣，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和战之争

与此同时，战与守的争论并未随国家建设停止，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而思想家陈亮针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他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甚至吕祖谦的一些门徒也接受了陈亮的影响。陈亮还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事功”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朝廷内部也随之划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两大阵营。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主和派龚茂良被罢相，曾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备战的王淮被启用为参知政事，不久出任宰相。孝宗和他制定了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在王淮任内一直执行。孝宗模仿北宋初年，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作为备战的军需。他还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此举令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淳熙五年（1178年），史浩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传播道学。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又指责朝中官员。孝宗很不悦，令赵雄加以驳斥。赵雄认为处罚朱熹反而成就了他的名声。加之翰林学士周必大也极力劝阻，孝宗才停止处罚。[91]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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