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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四（第1页）

经济

综述

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南宋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影响巨大。中外学者认为，两宋社会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农业

综述

南宋农业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国土促狭而导致的粮食压力及因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使农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而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较之北宋熙丰时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经常修复的特点，而且探索出一条大中型水利官修为主，小型水利维修民办公助的经营模式，地方乡绅与富户扮演了小型水利兴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时期，土地买卖更为盛行，“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颇为恰切的概括。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招标竞买（实封投状）的拍卖方式。但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巧取豪夺，仍然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农拥有土地户均数较北宋下降，下户、无产税户及雇农等贫困户比重上升，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二税之外有各种苛敛杂税和附加，使农民负担极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及精耕细作耕作模式的推广，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农业生产，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由于南宋朝廷采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使江浙地区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农田开垦

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安置流民和稳定社会，大力发展江南圩田经济。由于将治水与治田结合，修复旧圩田，开辟新圩田，南宋江南圩田得到充分开发，在江东、浙西和浙东地区农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扩大了江南水田规模。如江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官、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剥削之下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生活。总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大量圩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得该地区土地的利用率和农业产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从而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突飞猛进，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进而，全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此地，经济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水利兴修

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南宋朝廷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培育

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粳稻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陈敷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农民们认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已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租佃经济

南宋农业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迁徙，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作为一种在南宋社会生活中最为广泛、普遍的一种经济关系，各地区间呈现出不同的地租形态：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在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庄园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劳动地租占有相当的比重甚至占支配地位。产品地租主要分为：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中国自秦汉而下沿用的对分制，仍然是宋朝分成租最基本的形态。这种形式的产品分配方式在南宋十分普遍。其中佃农把生产物的五成、六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是比较常见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些主客四六分和三七分、牛租的记载。官田上也普遍采用对分制，绍兴六年（1136年），主管营田的建康都督府于奏章中有所提及。定额租脱胎于分成制，但与分成制不同的是：分成制每年按产量多少分配，主客间的分成是固定的，但分配量则是随着产量的多少而波动着；定额租则是在地租确定之后，地租总数量固定下来，在分配中不再因产量多少而波动。因此，这种地租也叫固定地租，它必须是在产量较高较稳的条件下才能够发展起来。

某种意义上而言，租佃经济是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租佃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其中既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的贫下户及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质财富。其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显的改善，因而在生产劳动中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世界处于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作为租佃经济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与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广泛，土地买卖极为盛行，有关法律日益严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更加频繁，租佃经济与土地买卖成为南宋农业的本质特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

商业

商品经济

自秦以来的历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商品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至海外，在商品流通日益繁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通畅的商业网络，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191]中心城市是网络的交汇点、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东南以临安、建康、镇江、平江、广州、泉州为枢纽，辐射乡村，海外。临安既南宋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商业城市，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鄂州，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西南以成都为最。元初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曾称成都为西南大都会，商人载货物进出往来，世界之人无能想象其盛者。在各中心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兴起大批市镇、集市。有些市镇就是北宋时的草市、墟市，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的作用。适应了农村中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迅速发展的市镇、集市形成了地方商业网络。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南宋商业市场同样发育齐全。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纷纷涌现，按集市的商品特色分有茶市、酒市、药市、灯市、书市、花市、鱼市、马市等许多专业市场，按集市的时间看又可分为早市、日市、夜市等，在农村主要有草市、墟市、实市、村市、山市、野市、水市、朝市、早市等。

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内外贸易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的私下交易也较多。

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据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宋朝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从唐朝的三十余个增至五十八个。它们大致可分四个地区：一是位于今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有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蒲甘（缅甸中部）、吉兰丹（马来西亚吉兰丹）、真里富（马来半岛境内）、蓬丰（马来亚彭亨）等国。二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有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阇婆（爪哇岛）、兰无里（亚齐）、凌牙门（林加岛）、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位于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有故临（印度奎隆）、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国（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鹏茄罗国（今孟加拉）、细兰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是位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以西地区的，有麻离拔国（今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麻嘉国（今沙特麦加）、木兰皮国（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国（埃及开罗）、弼斯罗（伊拉克巴土拉）、层拔国（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琶罗国（柏培拉）等国。可见南宋商船最远已经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再加上东亚的日本、高丽及南海中的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总数超过60个，相当于晚唐的两倍。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赋税

南宋统治集团对金采取妥协政策，而在人民面前进行苛刻的剥削收敛。夏秋田税、身丁税，杂变、和籴，和买等税，都比旧时定额为大。其正税附加已名目繁多，又有新立税目。主要的正税附加有：

耗米。官府收税时，都要增加损耗。但南宋时每纳1石要加耗米5斗，甚至1石。正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等等。理宗时，1石秋粮要加耗1石多。

折帛钱。农民在夏税纳绸时，按市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但南宋时，农民往往敌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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